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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很多时候专家会不靠谱?

为什么很多时候专家会不靠谱?
       资本主义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是把作家从为政治服务的枷锁中解放出来。通过图书市场,知识分子能够自由地为大众写作并以此谋生,而不是仅仅效忠于富有的庇护人。这个过程对通才型的知识分子较为有利,但对更为专业型的人才却不然,核工程师很少会站出来反对核电站项目,金融学家也很少反对金融衍生产品。专家们对于自己学科的倾向性部分来自其选拔过程,只有那些对某个领域有热情、愿意成为其拥护者的人才会选择从事这类专业。不过这种倾向性同时也与经济学家们所说的“专业化引起的自然俘获”(natural
capture due to specialization)有关。这里所说的“俘获”意指负责监管或评估某些企业的个人或机构最终为这些企业的利益说话的现象。一个人的人力资本的专业化程度越高,其思想观念的市场受众就越小。如果我是位核工程师,那我会发现依靠写一本有关核能的普及读物是很难维持生计的,我的才能的最有价值的利用是为核电企业工作。因此如果反对核电站,自己的人力资本就会严重贬值。例如,布朗-威廉姆森烟草公司(Brown & Williamson Tobacco Corporation)的前任研发部门负责人杰弗里·维冈(Jeffrey Wigand)就因为揭发了烟草行业的某些做法,把自己的30万美元年薪弄成了区区3万。
        在某个专业领域的潜在雇主越少,专业技术人员就越不自由、越缺乏独立性。这种现象在报刊杂志行业中表现得很突出。《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在提供基金投资建议方面比专业性更强的媒体更为客观,因为他们拥有组成人员十分广泛的咨询专家团队,而专业性媒体却过分依赖少数不敢得罪自己的人物。[1] 类似问题并不限于报刊业,而是遍及各种行业:最有能力的人同时也是最缺乏客观态度的人,因为他们往往是专业化程度最强的人,不敢对极少数潜在雇主有所不敬。这种现象造成了专家与普通民众的脱离,加剧了不信任感。
       不管人们是否有所意识,俘获现象一直都存在。不过在近年来,几个趋势导致这个问题严重恶化。第一个趋势是专业化的加强,20世纪初的医生可以轻松掌握各种医学知识,如今只能在非常细分的学科上勉强跟上最新的文章和发现。这样极端的专业化增强了企业对于知识界的影响力。《英国医学季刊》(British Medical Journal)的一位前任编辑甚至说,“在某些医学专业领域不可能找到没有利益冲突的人”。
第二个趋势是产业集中度的提高。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这两家抵押贷款巨头在很多年来一直有着俘获、打击或者收买任何试图质疑其做法的研究人员的实力。这些企业所拥有的巨大财力和势力,会让反对它们的人付出沉重代价。类似的是,其他大型金融集团也能够俘获专家并通过游说来决定政治议题,控制思想论坛。
         要想了解这些企业的庞大势力,我们可以看看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改革措施。从这个进程之初,大银行就明确表示希望受到美联储的监管,其原因不在于美联储有着解决此类问题的最佳记录或者说它是最符合逻辑的监管方(因为出于维护稳定目的而监管银行与保护消费者这两个目标可能存在利益冲突),而是由于美联储已经深受大银行的影响,这些银行决定着纽约联储局的理事会组成人选,并且美联储的行动所需要的信息也大部分来自它们。反对这项提议的人极少,因为不管是在私人部门还是在政府机构,希望在银行界从业或为其提供咨询的专家们都必须和大银行或美联储打交道。美联储的说客和朋友圈以及大银行的说客与朋友圈之间进行的讨论都围绕着同一论点,即美联储是执行银行监管的最佳机构,而全然不顾美联储过去曾犯下的重大监管错误,例如在本轮危机前没有强制执行抵押贷款标准等。2010年的《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把这项责任最终赋予美联储,在我看来是毫无意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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