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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以来，凡是认识我的朋友大都知道我关注网约车，于是每当有什么网约车的新闻就会发链接给我。比如11月23日就有朋友转发了一条网约车司机遇害的新闻，“嘉兴网约车女司机被乘客杀害抛尸开车为贴补家用要养8口人”。末了他还说了一句，你不是说网约车比出租车安全吗？
看标题或只看新闻开始部分，会觉得这确实是一个网约车司机遇害了：“杜女士……在嘉善摆地摊，……为了多赚点钱，她把新买的黑色斯柯达轿车登记为某平台网约车，开车人就是她本人。”但再往下看，就不对劲了，文章的小标题里写着是“从被窝里出来接的单”，我心里就纳闷，网约车司机还从被窝里接单，这不符合常理啊！
再接着读就明白了：“2016年11月20号晚上9点多，孙某、张某从嘉善东进小区出租屋中出来，计划着要在酒吧门口碰瓷儿，讹诈醉酒驾车的司机，就在两人等待时机的时候，作为网约车车主的杜女士主动询问两人是否需要搭车，两人拒绝，杜女士主动给了他们一张约车名片，并表示如果需要约车的话可以给她打电话。此时，两人还未打算加害杜女士。
……两小时后，两人还是没找到碰瓷对象，没捞到钱不说，还要花钱打车回家，孙某不甘心，就想到找给名片的女司机搞点钱。晚上12点左右，杜女士接到电话，此时她已经准备睡觉，想着再跑单生意吧，她还是在10分钟后到达酒吧门口接走了两人。”
原来这位遇害者只是在某个平台登记为网约车司机，但是当她被害时，实际上已经不是一个网约车司机了，是一个在路边随便揽客的司机，而这个行为和网约车的本质恰恰背道而驰。杜女士的遇难是不幸的，但是这个不幸本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如果她不主动向行人散发约车名片，那么这两位犯罪嫌疑人就没法向其行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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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是抱怨杜女士发放名片这一行为，她发放名片或许有各种各样的苦衷。但是她不知道，别看网约车和巡游出租汽车的区别是一个App，但App本身就是代表了安全的巨大飞跃。
在网约车之前，出租车上也时不时发生恶性案件，不仅有司机针对乘客的，还有很多乘客针对司机的。为什么出租车上容易发生恶性案件？这是由出租车业的工作特点决定的。
在任何国家，出租车都是一个比较容易招致犯罪的行业。在美国，出租车司机被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OSHA）视为最容易受到犯罪者威胁的工种。而在中国，我们也时不时可以在媒体上见到发生在出租车上的暴力事件。这是因为作为一个封闭的移动活动空间，出租车天然的适合作案。和绝大多数工作场所固定的行业相比，出租车司机面对的客人都是随机的，也正是如此，出租车司机或者是乘客经常会见财（色）起义，发生凶杀、抢劫或者强奸案。
同时，由于出租车的行驶路线不固定，而且出租车司机和乘客又不相认识，因此这种随机性的案件破案率比较低。如果有兴趣，你可以随时在网上搜出出租车司机的恶性杀人案件。2003年，北京市公安局曾经破获了一起出租司机连续杀人分尸的系列凶杀案，这位出租车司机从2002年12月至2003年6月间共杀害5位乘客。
网约车的出现大幅度改善了这种局面，此前我在《网约车为什么比传统出租车更安全》一文中提到，网约车的安全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每次行程在平台中都有记录，同时乘客可以时时和家人朋友分享行程，对潜在的加害人产生威慑，从而提升出行安全。
其次，平台通过身份验证系统，让司机和乘客从陌生关系变得“熟悉”，因此他们会克制自己的行为，从而提高了安全系数。“
平台的身份验证系统很重要。以往的巡游出租车尽管有对司机的背景调查，但是却无法识别乘客的身份——当然公司也不知道乘客的身份，这是自有出租车以来就一直存在的问题。也正是如此，不止是乘客害怕遭受来自司机的侵害，司机也害怕遭受来自乘客的侵害。于是国内绝大多数城市都要求出租车安装隔离护栏，以此确保出租车司机的安全。但是自从有了网约车，很少有司机被乘客抢劫。毫不夸张地说，网约车模式至少降低了50%的风险源——因为乘客身份被锁定、由乘客导致的危险行为几乎降为零，这是以往巡游出租车所完全不能实现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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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杜女士会向行人发放约车名片？对此我有两个猜测。
第一，由于网约车新政实施，杜女士没法再开网约车，因此只好发放约车名片。发放名片虽冒着极大的风险，但为了增加收入，杜女士只好出此下策。按照嘉兴市的网约车实施细则，只有轴距超过2600毫米的车和具有嘉兴市户籍或者持有《浙江省居住证》两年以上的人才可以开网约车。斯柯达汽车只有明锐的轴距是超过2600毫米，达到的2686毫米；如果她买的不是明锐，它就没法开网约车。杜女士并非嘉兴户籍，目前尚不得知她是否办理了居住证，只要一个条件不符合，她就没法像新政实施前那样开网约车，而只能通过发放约车名片来招揽乘客。
第二，杜女士为了省去向平台缴纳相关费用，因此自行揽客。由于平台提供了信息服务，因此它要向司机收取一定的费用，目前为止各大平台大约都要收取超过约车金额20%以上的费用，有些司机为了躲避这笔支出，往往直接向乘客告知自己的联系方式。在过去不到三年搭乘网约车的经历里，我遇到过多次，尤其在长途旅行成交金额高时更是如此，甚至有司机会要求乘客取消订单而直接现金交易。
今年9月在普陀山，由于飞机晚点，我们一行三人就决定乘坐网约车直接回上海。我在平台上联系了好几辆车，有多个司机都回复要取消订单直接现金交易。从普陀山到上海车费大约是1500元，节省25%的费用自然很可观。如果是普通乘客或许就这么做了，但我作为一个网约车研究者，当然会拒绝这种做法：因为绕过平台现金交易就意味着网约车构建起来的安全网失效了。一个司机会为20%的费用而绕过平台，或许他还会作出其它令人吃惊的举动？我是万万不敢冒这个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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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网约车新政出台后，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预计，很多城市对车辆和司机设定的种种严苛规定，既减少了消费者的选择，同时还让乘客和司机置身于一种更不安全的环境中。如果网约车无法满足市民的出行需求，自然会有很多“黑车”来提供服务，而它们的安全将更难以得到保证。
网约车出现以后，由于乘客能在平台上找到所需车辆，因此大幅度减少了对黑车的依赖；黑车生意下降，使得很多黑车加入到网约车队伍中。而网约车通过平台规则和顾客打分，大幅度提高了这些“黑车司机“的服务品质，从而确保了出行安全。但是新政实施以后，很多司机却因为车辆或户籍的原因而不得不离开网约车平台，重操黑车旧业，毫无疑问加大了包括司机在内的所有市民的风险。
行文至此，我又想到了张维迎教授所说的“网约车新政不应为难穷人”。在杜女士遇害的悲剧中，杜女士就是属于张维迎教授所说的社会中低收入阶层：
“杜女士，女，49岁，河南人，在嘉善摆地摊，有两个孩子，女儿今年刚刚成家，儿子目前正在读大学，兄弟姐妹住在嘉善。为了多赚点钱，她把新买的黑色斯柯达轿车登记为某平台网约车，开车人就是她本人。”
开网约车本使她走上了增加收入实现中国梦的道路，谁料到新政的实施却迫使她开向了另一条不归路，这是很多新政支持者没想到的吧？
本文首发于财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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