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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约车新政实施 出行安全已成最大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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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以来,凡是认识我的朋友大都知道我关注网约车,于是每当有什么网约车的新闻就会发链接给我。比如11月23日就有朋友转发了一条网约车司机遇害的新闻,“嘉兴网约车女司机被乘客杀害抛尸开车为贴补家用要养8口人”。末了他还说了一句,你不是说网约车比出租车安全吗?
 
看标题或只看新闻开始部分,会觉得这确实是一个网约车司机遇害了:“杜女士……在嘉善摆地摊,……为了多赚点钱,她把新买的黑色斯柯达轿车登记为某平台网约车,开车人就是她本人。”但再往下看,就不对劲了,文章的小标题里写着是“从被窝里出来接的单”,我心里就纳闷,网约车司机还从被窝里接单,这不符合常理啊!
 
再接着读就明白了:“2016年11月20号晚上9点多,孙某、张某从嘉善东进小区出租屋中出来,计划着要在酒吧门口碰瓷儿,讹诈醉酒驾车的司机,就在两人等待时机的时候,作为网约车车主的杜女士主动询问两人是否需要搭车,两人拒绝,杜女士主动给了他们一张约车名片,并表示如果需要约车的话可以给她打电话。此时,两人还未打算加害杜女士。
 
……两小时后,两人还是没找到碰瓷对象,没捞到钱不说,还要花钱打车回家,孙某不甘心,就想到找给名片的女司机搞点钱。晚上12点左右,杜女士接到电话,此时她已经准备睡觉,想着再跑单生意吧,她还是在10分钟后到达酒吧门口接走了两人。”
 
原来这位遇害者只是在某个平台登记为网约车司机,但是当她被害时,实际上已经不是一个网约车司机了,是一个在路边随便揽客的司机,而这个行为和网约车的本质恰恰背道而驰。杜女士的遇难是不幸的,但是这个不幸本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如果她不主动向行人散发约车名片,那么这两位犯罪嫌疑人就没法向其行凶。
 
2
 
我并不是抱怨杜女士发放名片这一行为,她发放名片或许有各种各样的苦衷。但是她不知道,别看网约车和巡游出租汽车的区别是一个App,但App本身就是代表了安全的巨大飞跃。
 
在网约车之前,出租车上也时不时发生恶性案件,不仅有司机针对乘客的,还有很多乘客针对司机的。为什么出租车上容易发生恶性案件?这是由出租车业的工作特点决定的。
 
在任何国家,出租车都是一个比较容易招致犯罪的行业。在美国,出租车司机被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OSHA)视为最容易受到犯罪者威胁的工种。而在中国,我们也时不时可以在媒体上见到发生在出租车上的暴力事件。这是因为作为一个封闭的移动活动空间,出租车天然的适合作案。和绝大多数工作场所固定的行业相比,出租车司机面对的客人都是随机的,也正是如此,出租车司机或者是乘客经常会见财(色)起义,发生凶杀、抢劫或者强奸案。
 
同时,由于出租车的行驶路线不固定,而且出租车司机和乘客又不相认识,因此这种随机性的案件破案率比较低。如果有兴趣,你可以随时在网上搜出出租车司机的恶性杀人案件。2003年,北京市公安局曾经破获了一起出租司机连续杀人分尸的系列凶杀案,这位出租车司机从2002年12月至2003年6月间共杀害5位乘客。
 
网约车的出现大幅度改善了这种局面,此前我在《网约车为什么比传统出租车更安全》一文中提到,网约车的安全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每次行程在平台中都有记录,同时乘客可以时时和家人朋友分享行程,对潜在的加害人产生威慑,从而提升出行安全。
 
其次,平台通过身份验证系统,让司机和乘客从陌生关系变得“熟悉”,因此他们会克制自己的行为,从而提高了安全系数。“
 
平台的身份验证系统很重要。以往的巡游出租车尽管有对司机的背景调查,但是却无法识别乘客的身份——当然公司也不知道乘客的身份,这是自有出租车以来就一直存在的问题。也正是如此,不止是乘客害怕遭受来自司机的侵害,司机也害怕遭受来自乘客的侵害。于是国内绝大多数城市都要求出租车安装隔离护栏,以此确保出租车司机的安全。但是自从有了网约车,很少有司机被乘客抢劫。毫不夸张地说,网约车模式至少降低了50%的风险源——因为乘客身份被锁定、由乘客导致的危险行为几乎降为零,这是以往巡游出租车所完全不能实现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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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杜女士会向行人发放约车名片?对此我有两个猜测。
 
第一,由于网约车新政实施,杜女士没法再开网约车,因此只好发放约车名片。发放名片虽冒着极大的风险,但为了增加收入,杜女士只好出此下策。按照嘉兴市的网约车实施细则,只有轴距超过2600毫米的车和具有嘉兴市户籍或者持有《浙江省居住证》两年以上的人才可以开网约车。斯柯达汽车只有明锐的轴距是超过2600毫米,达到的2686毫米;如果她买的不是明锐,它就没法开网约车。杜女士并非嘉兴户籍,目前尚不得知她是否办理了居住证,只要一个条件不符合,她就没法像新政实施前那样开网约车,而只能通过发放约车名片来招揽乘客。
 
第二,杜女士为了省去向平台缴纳相关费用,因此自行揽客。由于平台提供了信息服务,因此它要向司机收取一定的费用,目前为止各大平台大约都要收取超过约车金额20%以上的费用,有些司机为了躲避这笔支出,往往直接向乘客告知自己的联系方式。在过去不到三年搭乘网约车的经历里,我遇到过多次,尤其在长途旅行成交金额高时更是如此,甚至有司机会要求乘客取消订单而直接现金交易。
 
今年9月在普陀山,由于飞机晚点,我们一行三人就决定乘坐网约车直接回上海。我在平台上联系了好几辆车,有多个司机都回复要取消订单直接现金交易。从普陀山到上海车费大约是1500元,节省25%的费用自然很可观。如果是普通乘客或许就这么做了,但我作为一个网约车研究者,当然会拒绝这种做法:因为绕过平台现金交易就意味着网约车构建起来的安全网失效了。一个司机会为20%的费用而绕过平台,或许他还会作出其它令人吃惊的举动?我是万万不敢冒这个险。
 
4
 
各地网约车新政出台后,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预计,很多城市对车辆和司机设定的种种严苛规定,既减少了消费者的选择,同时还让乘客和司机置身于一种更不安全的环境中。如果网约车无法满足市民的出行需求,自然会有很多“黑车”来提供服务,而它们的安全将更难以得到保证。
 
网约车出现以后,由于乘客能在平台上找到所需车辆,因此大幅度减少了对黑车的依赖;黑车生意下降,使得很多黑车加入到网约车队伍中。而网约车通过平台规则和顾客打分,大幅度提高了这些“黑车司机“的服务品质,从而确保了出行安全。但是新政实施以后,很多司机却因为车辆或户籍的原因而不得不离开网约车平台,重操黑车旧业,毫无疑问加大了包括司机在内的所有市民的风险。
 
行文至此,我又想到了张维迎教授所说的“网约车新政不应为难穷人”。在杜女士遇害的悲剧中,杜女士就是属于张维迎教授所说的社会中低收入阶层:
 
“杜女士,女,49岁,河南人,在嘉善摆地摊,有两个孩子,女儿今年刚刚成家,儿子目前正在读大学,兄弟姐妹住在嘉善。为了多赚点钱,她把新买的黑色斯柯达轿车登记为某平台网约车,开车人就是她本人。”
 
开网约车本使她走上了增加收入实现中国梦的道路,谁料到新政的实施却迫使她开向了另一条不归路,这是很多新政支持者没想到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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