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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6日下午,北京某中学家长接到一份学校通知,要求该校学生于12月17日至12月21日停课放假,停课期间,按照“停课不停学”的要求,安排好学生自习。
 
该家长表示,孩子所在的学校为北京市一所高中,没想到雾霾天高中也会停课。这位家长还发出疑问:如果这种污染空气会持续一个月,那么校长会不会要求学生在家自学一个月或者更久?
 
这种假设并非是空穴来风,历史上曾经在其他城市发生过。以洛杉矶为例,1977年这个城市共有120多天为一级污染警报(非常不健康),这个天数也就相当于中国的重度污染天数。难道洛杉矶市在这些重度污染的日子里都是学校停课、工厂停工?显然不是。
 
尽管洛杉矶在1943年发生第一次雾霾的时候曾经出现过短暂的学校停课、工厂停工现象,但是后来发现雾霾并不是能立即消退,于是就改变了先前的应急机制:因为雾霾不再是偶然发生,而是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1977年共有120多天也就是将近三分之一的天气都是雾霾。
 
北京目前也遇到了这种情况:雾霾不再是偶发事件,而是常态。如果说一遇到这种天气学校就得停课、工厂就得停工,那社会将如何正常运转?
 
日前北京市政府刚颁布的《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2016年修订)中这样规定:
 
根据空气重污染预警级别,分别采取相应的应急措施。主要有:
 
(一)蓝色预警(四级)
 
中小学、幼儿园、少年宫及校外教育机构减少户外活动。
 
(二)黄色预警三级(三级)
 
中小学、幼儿园、少年宫及校外教育机构停止体育课、课间操、运动会、体育考试等户外活动。
 
(三)橙色预警二级(二级)
 
中小学、幼儿园、少年宫及校外教育机构停止户外课程和活动。
 
(四)红色预警一级(一级)
 
小学、幼儿园、少年宫及校外教育机构停课。中学(含初、高中、中等职业学校)实施弹性教学方式,由区教委、学校根据所在区域空气质量状况灵活掌握。可采取三种弹性模式:一是学校不停文化课,缩短学生在校时间;二是学校实施半日制上课的模式;三是学校实施停课,可利用与邻近的周六或周日进行调休安排。
 
需要注意的是,在目前的应急预案中,所谓的红色预警只是“预测全市空气质量指数日均值>200将持续4天及以上,且日均值>300将持续2天及以上时;或预测全市空气质量指数日均值达到500及以上,且将持续1天及以上时。”
 
那么问题来了,像这次的严重污染,中小学、幼儿园就真的该停课?
 
对此笔者并不认同,而这也正是这个《应急预案》的缺陷。之所以称应急预案,前提就是说空气污染是属于非常态,因此才需要这种方案。假如说目前空气重污染已经是属于常态,那么还拿这种方案,那势必会导致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受到冲击。更为重要的是,空气污染并不会因为中小学停课而消失。
 
那我们该如何应对空气污染的常态化?在我看来,添置各种空气净化设备可能是应对空气污染常态化的当务之急。之前有媒体报道了这样一则新闻,“北京学生家长忧心雾霾凑钱为学校购空气净化器。”说是北京市西城区马甸桥附近一所小学的家长在接孩子放学时,发现教室里有一扇窗开着,后来她就呼吁能不能集资给教室买空气净化器?空气净化器、插座和后期预期维护成本一共3080元,平摊下来每位家长共70元。
 
在我看来,这位家长的举措可能是更加理性。对于那些家里安装有空气净化器的家庭而言,在家自学当然是更好的选择;但是对于家境一般的家庭,可能家里并没有这样的装置,如果在家自学,孩子们还是得承受恶劣天气的影响。与其让学生在家遭受污染,还不如在教室里安装空气净化器让他们继续学习。事实上,随着技术的进步,空气净化器的成本也并非高不可攀,空气净化器终究会像闭路电视系统一样成为学校里每个教室的标配。
 
芝加哥大学教授,曾担任IMF首席经济学家、印度央行行长的拉詹在其最新力作《断层线》里讲了这样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有研究表明,在小学阶段,社会经济阶层较低的学生和社会经济背景较好的学生在数学和阅读考试成绩上所取得的进展是差不多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社会阶层学生间的成绩差异也变得越来越大。而最主要的因素是低收入家庭的孩子的收获在暑期时间内是停止或下降的,而高收入家庭的孩子的智识在暑期则是不断增长的。因为高收入家庭的孩子可以在假期继续学习,而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在假期则是呈现放羊状态。也正是基于此,有经济学家建议延长学校教育时间,不至于让贫穷的孩子因为漫长假期而学业退步。
 
这个研究表明,假如北京学校的校长遇到重雾霾就一放假了之,那么最后的效果会很可怕,富裕家庭的学生会在家里接受课外辅导,而一般收入家庭只能在家里忍受空气污染。
 
最为关键的一点是,目前的《应急预案》是以“空气污染严重”这一偶发现象为前提而产生;事实上,在笔者个人看来,对于北京这样的城市,“空气严重污染”似乎是一种常态,空气晴好才是偶发。
 
虽然政府有关机构高度重视空气重污染,从保护中小学生和幼儿园儿童身体健康的实际出发,研究制定了应急预案,然而面对北京空气重污染常态化的现实,笔者还是希望政府有关机构能够对预案进行修改,使之与北京市的空气污染程度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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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蔚冈

傅蔚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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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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