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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应对未来三十年的雾霾?

根据国家卫星气象中心《气象卫星霾监测报告》,经过估算,1月3日9时,卫星观测无云可视区域的霾面积约61万平方公里。
 
中央气象台发布了最高等级的大雾红色预警,华北中南部、黄淮中西部、江淮、江南北部等地有大雾,部分地区有能见度低于50米的特强浓雾。
 
元旦这几天,华北、黄淮基本上是被雾和霾牢牢控制住的,明天这种天气还会持续。
 
当空气重度污染之后,我们的生活会会受到什么影响?
 
我们不妨以备受公众关注的中小学生上课为例。
日前北京市政府刚颁布的《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2016年修订)中这样规定:
 
根据空气重污染预警级别,分别采取相应的应急措施。主要有:
(一)蓝色预警(四级)
中小学、幼儿园、少年宫及校外教育机构减少户外活动。
(二)黄色预警三级(三级)
中小学、幼儿园、少年宫及校外教育机构停止体育课、课间操、运动会、体育考试等户外活动。
(三)橙色预警二级(二级)
中小学、幼儿园、少年宫及校外教育机构停止户外课程和活动。
(四)红色预警一级(一级)
小学、幼儿园、少年宫及校外教育机构停课。
 
问题在于,如果红色预警增加,发生连续7天的严重污染,那么中小学和幼儿园就真的该一直停课?
 
从过去的经验来看,这并非是不可能。
 
2016年12月16日下午,北京某中学家长接到一份学校通知,要求该校学生于12月17日至12月21日停课放假,停课期间,按照“停课不停学”的要求,安排好学生自习。
 
该家长表示,孩子所在的学校为北京市一所高中,没想到雾霾天高中也会停课。这位家长就发出类似疑问:如果这种污染空气会持续一个月,那么校长会不会要求学生在家自学一个月或者更久?
 
在我看来,这可能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当很多地方政府推出针对空气重污染的应急预案时,是以空气重度污染作为非常态而予以考虑。但是从过去这几年的经历来看,中国华北很多城市的空气污染已经成为常态,而非污染已经成为例外。
 
当雾霾成为常态之后,那么我们的应对措施就应该发生变化。
 
如果中小学和幼儿园因为红色预警就应该停课,那么就会严重打乱中小学的教学计划;更为重要的是,一有橙色预警就停课,实际上对很多中小学生并不公平:在中高收入家庭视为标配的空气净化器对很多低收入阶层来说则是是为奢侈品,假如重度雾霾就该停课,那么很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低收入阶层的孩子在家遭受雾霾,而高收入阶层的孩子则在家里启动空气净化器。
 
一个更可取的方式是,在那些雾霾已经成为常态的城市,更好的办法是让空气净化器等设备成为学校等公共设施的标配。
 
一旦发生空气中毒污染,学校等可以成为空气避难所,而不是相反。在学校教室等其他室内场所安装空气净化器并非一件难事,而且从媒体的报道来看,很多家长都愿意为教室安装空气净化器出力。
 
可能我的这个选择会被说成是鸵鸟政策,因为这并不是雾霾的治标之策。需要指出的是,在雾霾无法短期根治的当下,或许正视雾霾存在、并在此基础上选择合适的方案才是明智之举。
 
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鸵鸟政策呢?就是一些学校不让学生或家长安装空气净化器。
比如一位中国传媒大学的学生希望学校允许学生在宿舍使用空气净化器,而公寓服务中心的回应则是:如需使用空气净化器,需要医院开具证明。
 
研究工作场所安全和卫生的学者经常会遇到一个选择题:面对工作场所产生的可能影响听力的噪音污染,是加大投入减少噪音还是佩戴可以降噪的耳机?在技术进步并不能立竿见影的时候,或许更好的办法是佩戴耳机。这并不是我的杜撰,而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发生在美国的案例。很多学者认为美国对工作场所的噪音规制太过于僵硬,要求工厂购买更为昂贵的降低噪音的设备,却不允许工厂让员工购买保护耳朵的耳塞——尽管这个办法可以实现同样的目标,而且其成本却远低于政府的规定。如果员工戴了耳塞,尽管工作场所的噪音还在,但是因为有了耳塞的保护,噪音已经不会对员工的健康产生损害。
 
事实上,这个社会还广泛存在着类似的例子,比如劳保用品就是如此——这些用品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消灭这些污染的成本太高,最好的办法就是正视它的存在,而采取成本更低但同样可以达到健康的方式——比如焊接工人戴的防护眼镜。空气净化器和防护口罩也是这个道理:尽管雾霾天还是存在,但是因为有了这些防护设备,雾霾并不至于会对个人健康造成影响——很多口罩已经能够过滤99%的PM2.5。更为重要的是,绝大多数个体也可以承受这种成本。
 
总而言之,在那些雾霾成为常态的城市,如果还是以应急措施来应对雾霾,那就会产生风险和应对措施的不匹配,而这将会损害公民的身心健康和导致社会福利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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