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几年中，金砖国家中间的经贸往来在不断提升。标有“中国制造”的产品已经在金砖国家中占有了一席之地，此前有媒体报道，在2007年第一季度，中国产的手机在印度市场超过40%的份额，在市场排名前五的品牌中，中国品牌占了四个，他们分别是小米、OPPO、vivo和联想。

 

为什么中国产品能够在金砖国家的市场中占据这么大的份额？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同样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差不多的居民收入决定了他们的消费能力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尽管从宗教信仰等方面来看这五个国家之间的差异性很大。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制造业的佼佼者在金砖五国一定会有大的前途，就像当年中国制造征服欧美市场一样。

 

制造业看起来前途一片光明，那么服务业又如何呢？数据显示，与制造业的大量顺差行程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服务贸易是软肋。商务部综合司主持的《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2017年春季）》显示，在2016年年度，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3484 亿元人民币，其中服务出口 18194 亿元，增长 2.3%；服务进口 35291 亿元，增长 21.5%。换句话说，服务贸易不仅是逆差，而且逆差的规模比2015年还有所扩大。

 

为什么服务贸易会有逆差？很大的可能是服务贸易是和品牌联系在一起，它不仅是知识和技能的积累，同时还有声誉的积累。中国的服务业尽管这几年有了快速发展，而且在2015年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首次超过50%，在2016年已上升为51.6%。尽管与纵向比较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和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服务业相比，我们的差距还是很明显，而且这种差距还是全方位的：当我们到一个陌生的国度开始自己的营业活动时，该如何适应当地的经营环境并发挥自己的优势？也正是如此，我们鲜见中国的服务业出海，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站稳脚跟并创立当地认可的品牌。在很大程度上，中国服务业的出海都被动跟随的结果，因为它的客户在国外，因此必须在国外建立网络，最典型的就是像中国银联，海量的中国客户到国外旅游、购物，因此它也在各国设立自己的网点。

 

如果中国的服务业都是遵循着跟随客户走出去，而不是主动出击在当地发现自己的新客户，那么就可不可能大有作为。可喜的是，由于互联网的存在，使得中国服务贸易可能弯道超车，不再步传统服务贸易的后尘。以共享经济为例，由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共享经济的大国，有些企业已经不满足于在国内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而是把视角探向海外谋取更大发展。

 

以滴滴出行为例。过去几年时间，成立仅有5年时间的它通过不断的兼并收购，成为国内出行领域的领头羊，如果仅仅以订单量计算，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站式出行平台。与其他企业不同的是，滴滴在国内和其竞争对手抢占市场的同时还将触角伸到了国外，在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很多国家建立了自己的网络。据滴滴出行CEO程维在2017年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上表示，滴滴以合作为导向参与国际市场投资了全球前七大移动出行平台：从巴西的99，到印度的Ola，到南非、欧洲的Taxify，到中东的Careem和东南亚的Grab等，以及美国的Uber和Lyft。

 

为什么滴滴能够在成立只有5年的时间里迅速国际化，奏出了一条与传统服务贸易不同的道路？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作为互联网经济颠覆了传统。如果说一般的服务业的成长需要长时间的积累才能获得相应的技能并树立品牌，但是互联网时代的服务提供方在短时间内就可以积累以往通过几年甚至数十年积累所获得的技能，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它所遇到的难度还超过了以往的百年老店。就像出行领域，此前甚少有出租车行业跨城市经营，更不要说跨越国境。

 

同时，我们还注意到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滴滴在进入一个新市场时，并不是通过树立新品牌直接和竞争对手短兵相接，而是通过股权投资和技术支持的方式。这样的好处有两个方面，一是减少了当地消费者的品牌甄别成本，毕竟消费者熟悉一个新品牌，尤其是来自别国的新品牌需要不少时间。二是减少了合规成本。在出行领域存在着复杂的监管环境，通过当地合作伙伴就可以大幅度降低相关支出。而滴滴的优势在哪呢？它可以把自己在国内市场竞争所积累的技术供合作伙伴分享，从而达到优势互补共同成长。

 

滴滴的出海之路给了服务业，尤其是互联网相关企业提供了一种启示：中国企业可以借助自己的技术优势在当地以股权并购的方式提供自己的服务，从而分享新兴市场发展的红利。这正如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的开幕式上指出的，“要把握新工业革命的机遇，以创新促增长、促转型，积极投身智能制造、互联网+、数字经济、共享经济等带来的创新发展浪潮，努力领风气之先，加快新旧动能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