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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崛起？
Pierre Lemieux
可与人类匹敌的人工智能（AI）也许如同弗兰肯斯坦的造物一般稀奇又令人担忧。特斯拉、SpaceX和OpenAI的创始人埃隆·马斯克最近宣称，人工智能是在“召唤恶魔”，“机器人在任何事务上都将比我们做的更好”，并且“在国内和国际上都应有一定的监管”。
对于不确定技术和经济变化的调控已不新鲜。大约一个世纪以前，一位痴迷于政府规划的进步经济学家雷克斯福德·塔格威尔（Rexford Guy Tugwell）就提议对所有的新兴行业进行控制。“新行业将不会像汽车行业那样突然出现，”他在1932年写道：“在进入市场前，它们必须经过预测、论证，并具有整个经济理想特性。”（参见“全面管理政策”，2014年秋）。他大概预想到了官僚主义专家和许多政治家们进行马斯克现在所呼吁的“主动监管”。这会出什么错呢？
丢饭碗？
许多AI批评者最大的担忧是，机器人会取代大量的人类工作者，导致严重的失业和贫困。但未来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可能与过去相似。在某一领域的技术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结合了新技术的机器部分代替人类工作者，同时——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这其中更少的一部分人会在此行业中就业。然而，这部分被取代的员工将会转向其他行业，在其它经济领域创造就业机会。因为更高的生产力——以同样的资源创造更多——就意味着更高的生活水平，更多的技术将带来更高的收入和财富。正如工业革命所带给我们的，大多数人都会从技术进步中获益。
与勒德分子（Luddit，译者注：反机械化和反自动化的人）的担心相反，迄今为止的经验是，技术进步增加了就业机会并提高了收入。例如，在1910年（农业就业达到最高峰的一年），有近1200万美国人从事农业生产，但如今只有250万人从事农业生产。与此同时，美国经济领域的就业总人数从3700万人增加到1.51亿人。
最近，制造业的就业人数从1979年的接近2900万人的峰值下降到如今的1200万左右，而经济领域的就业人数从9900万上升到1.51亿人。正如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Erik Brynjolfsson）和安德鲁·迈克菲（Andrew McAfee）所称，农业技术是工业革命之后所谓的“第一个机器时代”的延续，而最近制造业兴起的计算机技术是“第二个机器时代”的一部分。（参见“抓住隔壁的机器人”，2014年夏）
麻省理工学院的戴维·奥特尔（David Autor）和乌得勒支大学经济学院的安娜·萨尔蒙斯（Anna Salomons）最近的一篇论文中提出了计算机和机器人不会威胁到就业的更具一般性经验证据。从涵盖19个国家（包括美国、日本和几个西欧国家）超过37年（1970-2007）的数据中，奥特尔和萨尔蒙斯发现，技术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导致该行业的就业岗位减少，但同时这些行业中增加的收入创造了其他行业中的就业岗位。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生产率的提高带来的是就业增长而非就业减少。
他们确实观察到，自21世纪以来，技术和就业之间的“良性关系”似乎已经减弱。在少数几个国家，比如美国、日本和英国，技术所摧毁的岗位比它创造的要多。但同时，他们也注意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良性关系”并不很典型，很快它又会卷土重来。但无论如何，这些关于二十一世纪的数据仅到2007年，即“反常经济状况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时期。但即使在2008-200年这段经济衰退期间，与2000年相比，还是多了1500万美国人上岗。
可以看出，就业增长的主要因素是人口增长。我们不要忘记，收入（无论自力更生或个体经营）和福利主要取决于个人偏好，并非工作或血汗。技术进步使得人们通过更少的工作获得更多，这是一件幸事，而非一种诅咒。
患不平等
由技术进步带来的新工作比起那些被淘汰的工作确实需要更多的技能，主要是知识方面。正如奥特尔和萨尔蒙斯所记录的，中级技能（以及在大多数国家中的低级技能）就业的增长低于高级技能就业的增长。他们提醒道，这其中的一个结果是“美国和德国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的实际工资在过去的二三十年内急剧下降”。劳动力市场的这种两极分化加剧了经济的不平等。
但不平等的问题也不该被过分夸大。任何改变都会造成失衡，那么数字化、自动化和蓄势待发的AI技术会带来何种重大影响也都不足为奇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人在教育方面将会有更高的投入，而低级技能和低收入者的问题将会自行解决。进步本就建立在破陈立新的基础之上。政府规划人员的干预只会减缓技术进步的步伐，降低受教育员工的收入（与他们本应得到的收入相比），降低人们对于人力资本的投入倾向，并借用社会正义战士的口号危害后代。
跟所有的恐惧一样，对于机器人的恐惧就成为了政府干预的借口。一项提案重新提出了“基本保证收入”的概念，这一提案所指的可不是一笔小数目，而这笔钱大概得从机器人所有者、受教育的熟练工手上征收。这无益于激励人们对人力资本进行更多的投入。
真正的问题
按照科幻小说中所描绘的灾难情景：智能机器人将会控制人类——就跟如今政客和官僚所做的别无二致。目前尚不清楚政府监管如何能减少所谓的危害。相反，放权和竞争将会促进关于机器人控制的新想法，并在机器人对人类不利时提供更好的保护。个人，而非集体，才是机器人的主人。
就像《终结者》系列电影中的那样，有手有脚的危险机器人的形象可能会妨碍到对这整个主题的清晰思考。有些机器人确实有肢体，但它们是由运行它们的软件定义的。政府对机器人的控制将意味着政府对软件开发的控制。
技术变革最严重的威胁其实是国家有控制新技术的可能性。官僚政治委员会对于技术进步的监管（正如许多政府活动一样）可能被精英阶层所掌控，并废止与机器人所有者的竞争。政府能以保护工人和消费者为名义，限制机器人的数量，或者对机器人所有者施加许可证要求。政府干预更有可能创造一批没有机器人的无产阶级，而非防止这件事。
结论
一个更具体的危险需要有待进一步讨论：把机器人作为战争机器（又或者，一支由联邦政府补贴的特警队）的发展。空军上将兼现任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保罗·塞瓦尔（Paul Selva）在去年7月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证实道：“我们不应让机器人来决定一个人的生杀予夺……因为即便在战争中也应保有我们的价值观。”他是对的，当然，即便野蛮人并不遵循同样的规则。但这并不要求政治家和官僚们控制所有的机器人，而是对使用机器人的政府要有所控制。
更常见的危险是，政府使用智能软件来增加对公民的监视和控制。间谍机构已经这样做了，表面上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有些法院使用一种AI技术来识别可能会再次犯罪的罪犯，尽管这一过程多了统计学上的花哨修饰，但其实本质上已接近史蒂芬·斯皮尔伯格在2002年导演的《少数派报告》中的犯罪预告了。政府对于私人技术发展的控制只会增加这些危险而已。
简而言之，比起让政治家和官僚们来控制机器人，机器人本身远没有那么可怕。勒德分子是错误的；这项新技术与他们过去所谴责的那些创新并无不同；政府的威胁也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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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钟丹
校：杨雅慈
审：T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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