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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收缩不足惧,但要警惕行政逆势扩张

谈及城市化,在绝大多数人的印象中,那就是农村转移到城市,城市人口和城市规模在不断扩大。

如果从数据看,确实也是如此,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末全城镇常住人口81347万人,占总人口比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8.52%,比上年末提高1.17个百分点。而在1978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18%,城市人口只有1.7亿。短短四十年间,城市化率提高了近40个百分比,在全世界范围内都算是一个奇迹。

不过,在绝大多数城市在扩张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正视一个问题,还有很多城市的人口在减少,即学界所说的“收缩城市“。此前有学者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和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发现在中国行政意义上的六百多个城市的市(辖)区:在2000年到2010年间,中国有180个城市的人口在减少。

这几位教授发现的“收缩城市”,绝大多数都位于中国的“三北”地区,也就是东北、西北和华北。但是如果再进一步考察的话,你就会发现中国在“收缩”的并不只是180个城市,而是发生在绝大多数地区的事:在过去十多年间其常住人口的绝对数都是在减少。这样的结论是不是过于武断了?事实上并不是。

我们不妨以浙江省为例。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浙江都是属于中国经济的优等生:2017年经济总量处于全国第四,人居GDP位居全国第五。那么,浙江的人口呢?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来看,常住人口比2000年增加了765.71万人,达到了5442.69万人,显然是在增长,而不是收缩。但总量的人口增长却无法回避内部县市的人口减少这一问题。在全省58个县(市)中,2010年常住人口数高于2000年的县(市)为31个,有7个县(市)的人口在减少;而在常住人口数最少的20个县市中,只有武义、三门、云和和岱山四个县的常住人口数在增加,其他县(市)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少,很多县的常住人口数更以20%的速度在减少。

如果再以常住人口数与户籍人口数的比值来排名,就更有意思了。全省58个县(市)中,只有17个县(市)的常住人口数高于户籍人口,义乌以135.54%的比例高居第一;而文成县则以71.02%的比例居倒数第一。不难理解,那些常住人口数高于户籍人口数的地方,往往经济发达;而常住人口数少于户籍人口的地方,大多属经济欠发达区域。当然了,在这些人口减少的区域,并不排除县城的人口在增加,因为县城吸引了很多来自乡镇或者农村的人口从而维持了暂时的繁荣。

像浙江全国经济最为发达的省份都有近一半的县市属于人口减少,那么从全国层面来看人口减少就更加可以期待了,要知道浙江常住人口中有超过五分之一的人口是省外流入,达到1182.40万人。那么,在绝大多数地区人口都在减少的趋势下,我们又该如何看待所谓的“收缩城市”?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收缩“和”扩张“是市场经济下的常态。因为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所以流出地的人口就会减少,而流入地的人口就会增加。随着技术进步等因素,以前不适合居住和生活的城市,现在成了宜居之地。相反,以前看起来条件不错的城市,现在则是没落了。同时,这也不只是在城市化过程才会出现的现象,即便城市化完成,不同城市之间还会出现此起彼伏的现象。

以美国为例,从2000年到2010年,美国纽约州的人口只增加了401,645人,比例为2.1%;德克萨斯州则是增加了4,293,741人,比例为20.6%。纽约州因此在众议院损失了2个席位,而德州增加了4个席位。2010年美国人口最多的前十大城市(不包含市郊等与城市有紧密联系的大都会区),东北部和中部只有纽约、芝加哥和费城,而在50年前是7个,最为中国熟知的就是底特律,现在的人口与其60年前的高峰期相比,大概是三分之一多一点。

既然收缩和扩张都是常态,那么对于相关的城市而言,最好是顺势而为,而不是要逆势扩张。面对不断减少的人口,城市主政者最需要做的不应该是提出很多不切实际的计划,从而恶化当地财政状况。

《中国“收缩的城市”:常住人口连年减少 未必是坏事》一文中提到了这样一个现象,中国的“每座城市的总规里都预测未来人口会增长,城市面积也跟着要扩张。”还以黑龙江伊春市为例进行分析,尽管该市人口从20世纪80年代末起已开始减少,但《伊春市城市总体规划(2001—2020)》提出,2005年市域人口要达到133 万,2020年将达140 万。事实上,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伊春的人口仅为115万。为什么在城市总体规划中要把人口增长作为目标呢?因为在当下的规划体系下,只有人口增长才能有城区面积的增加,而只有城区面积增加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而所有的投资都是为了GDP。事实上,在这些地区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的效果并不好,效率很低,还带了了很高的财政风险。

甚至,我们应该欢迎这种城市收缩现象,因为这是经济规律的必然结果。此前陆铭教授的多个研究表明,尽管这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一直以超过7%的速度在增长,但是中国的企业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已经开始放缓了,是什么因素导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在放缓?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大量的经济资源(包括财政转移支付和建设用地指标)开始倾向到欠发达地区或者人口流出地,从而导致资源错配。换言之,如果把这些资源放在经济更有活力的人口流入地,可能会带来更好的经济效果。

我们今天所在的每一个城市,都是不同力量竞相作用的结果,而人口的自由流动,恰恰是城市化的起点。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必畏惧城市收缩,相反,我们应该警惕那些为了抵抗收缩而产生的各种资源浪费。

首发于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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