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硅谷作为全球高技术中心，是各个国家竞相模仿的对象，但是成功的并不多。不只是其他国家没有学会，就是连美国也很少有地方能复制这种成功。为此，有很多人说硅谷是个奇迹，甚至说是不可复制的，因为它需要一系列条件的组合，包括但不限于“产学之间的紧密合作、风险资本的易得性、政府研究支出的高水平，以及一个对那些热爱自由的高收入员工有吸引力的环境和天气”（《2016年世界发展报告•数字红利》）。

 

但是在最近十年，硅谷一枝独秀的现象不见了，在全球很多城市也出现了类似的创业园区，比如班加罗尔、柏林、杭州、内罗毕和纽约等。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发生？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按照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Bruce Katz and Julie Wagner在《创新区域的崛起：美国创新的新地理学》中的说法是，因为互联网正在为创新地区建立一套全新的地理前提条件，“比起阳光和高尔夫球场，人口和带宽更加重要。”具体来说就是，志趣相同的个体之间的“思想碰撞”更容易发生在那些人口密度高的地区，而不是高技术产业曾经繁荣的低密度地区。这个研究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这几年中国科技公司的崛起，答案就是市场容量，也就是人口数量。

 

我们以跻身世界十大市值公司行列的腾讯和阿里为例。尽管他们所处的行业并不一致，一个做社交和游戏，另一个做零售，但是两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具有海量的用户数。据来自腾讯2017年财报显示，QQ的月活跃账户为7.83亿，QQ移动端月活跃账户为6.83亿；微信和WeChat的合并月活跃账户数达到9.88亿。在阿里巴巴的2017年财报显示，中国零售平台年度活跃买家增至4.54亿，移动端月度活跃用户高达5.07亿。

 

而在那些尚未实现盈利的公司，用户数已经成为估值的最基本依据。就在不久前，美团以27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摩拜，设想下，如果没有数以亿计的用户数量，一个几乎没有正现金流的公司怎么会有这么高的估值，而又怎么会有买家来接手。

 

虽然人口数量从古至今都很重要，比如说在古代人口数量可以是政通人和的衡量标准，每逢盛世必然是人口数量增加；但是人口的重要性只有在现代商业社会才真正凸显，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持续近4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国家，人口直到互联网时代到来后才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为创新的前提，而不再视为累赘。

 

二

 

梁建章和黄文政的新作《人口创新力：大国崛起的机会与陷阱》实际上就是在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如何利用好庞大的人口资源优势实施创新？

 

尽管人口是优势几乎已经成为学界和商业界的共识，但是在政府层面，计划生育到目前为止还是一项基本国策。何为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法》只是说“国家采取综合措施，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而在坊间认为，计划生育的主要内容就是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从而有计划地控制人口。不同时期计划生育的基本内容并不一致，以控制人口数量为例，还存在着从独生子女到单独两孩到全面两孩的转变。

 

为什么政府会把人口增长视为负担？最直接的原因可能是公共服务需要成本。也正是如此，政府对那些超生家庭还要施以高昂的“社会抚养费”。2002年《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界定“社会抚养费”是“为调节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环境，适当补偿政府的社会事业公共投入的经费，而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生育子女的公民征收的费用”。社会抚养费是为了弥补政府在（超生子女）的社会事业的财政支出，包括但不限于卫生、教育等费用。这个说法也在《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中得到了验证，该法第一条明确指出，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是为了“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但需要指出的是，社会抚养费或者说人口负担论的逻辑建立在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前提之上。人在社会生活与发展当然要耗费资源，但人也在创造价值，而且创造的价值会高于其消耗的资源，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在人口越来越多的情况下经济社会发展并没有陷入停滞，而且各项指标都要好于以前。

 

关键的问题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供给机制？此前我曾经以上海的万人床位数和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例来说明不同供给机制的会带来何种变化。以上海为例，在1998年以前，住房一直是老大难问题。统计数据显示，1949年上海人均住房面积是3.9平米，1981年4.2平米，1992年是6.9平米，1995年是8.0平米。为什么在前30年人均住房面积只是增加了0.3平米？而在1995年到2013年这不到20年的时间里住房面积会增加3倍达到17.5平米？而且，1949年上海的人口约为500万，而2013年则为2415.15万人。从增长趋势来看，从1995到2013年住房面积改善最快的20年恰恰是人口增加最多的年份。

 

为什么住房问题会随着人口的增加而缓解？很重要的原因是1998年的住房制度改革，房子成为可以由市场供给的商品，而不再是由政府和单位分配。市场的激励一旦启动，短缺现象再也不是普遍现象。一个可以作为例证的数据是，从2000年到2012年，城市住宅施工面积从4263.50万平方米增加到了8315.68万平方米，增加了几乎一倍，而投资额也从408.82亿增加到1451.94亿元。很显然，这里绝大多数的投资都是由房地产公司——也就是民间资本主导，政府不再唱主角。

 

但是在医疗市场，情况就不那么乐观了。从1978年到2012年，上海每万人医生数从40人降到23人，而每万人口医院床位数也从44张降到38张。尽管医生人数和医院床位数都有增加，显然还是比不上人口增加的幅度。所以我们必须要问，为什么人均住房面积会增加，但是每万人医生数量和每万人口医院床位数却在下降？在我看来，最为关键的因素是住房市场实现了市场化，而医疗则是处于高度的政府管制，市场化改革举步维艰，因此导致供给赶不上人口增长。

 

三

 

其实，这也是《人口创新力》一书主张的，通过供给方式的变革可以解决绝大多数的“资源与环境”约束。因此，在面对人口出生率断崖式下降的今天，中国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可能会是该如何鼓励生育，走出低生育率陷阱，从而维持人口规模的优势。

 

“低生育陷阱”可能是本书最大的贡献。尽管很多研究人员关注到了中国的低生育率问题，但是很少有人用低生育陷阱来描述这个现象。从统计数据看，中国80后、90后、00后的人口分别是2.19亿、1.88亿、1.47亿。这意味着“从80后到00后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出生人口萎缩了33%”。如何应对人口的断崖式下降？现在官方祭出的大招是全面两孩。是的，全面两孩后中国新生儿的出生是增加了：中国2016年共录得1786万个新生儿，同比2015年1655万的数字，高出7.9%；但是在2017年全年出生人口1723万人，比2016年少了近63万，更是比卫计委的最低预测少300万。在“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之初，国家卫计委在预测出生高峰将出现在2018年，对2017年出生人口的最低预测为2023.2万。更何况，因为存量问题2016和2017年是二孩率的高峰期，从孩次结构来看，2017年的二孩数量占比达到51%，较2016年增加5个百分点，一孩数量占比则减少了5个百分点。

所以，对于中国而言，人口问题的当务之急是该如何解决低生育率。为此，作者提出了鼓励生育的建议，主张在税收、教育、医疗、就业等各个方面切实减轻养育家庭的负担。我把这些建议誊录如下，供大家参考：

第一， 全面放开生育，取消征收社会抚养费，取消生育审批制度。

第二， 对养育家庭给与财力支持，可以按数量抵税，对养育家庭的补贴也可以按孩子实行累进制，鼓励家庭生育更多孩子。

第三， 把学前看护纳入免费的义务教育范畴，也就说政府提供免费的托儿所和幼儿园，让常住当地家长只要有意愿就可以将孩子送入。

第四， 在法律和法规上取消对非婚生育的歧视，充分保障非婚孩子的合法权益。

第五， 取消大城市人口控制政策，充分发挥大城市的引领作用。

 

四

 

尽管不少人在呼吁放开生育，但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30多年潜移默化的影响，很多人视生育一胎两胎是正常。就在本文即将结束前，我们母亲告诉了我同小区的XX正怀上第三胎，然后她加上了这么一句话：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多？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十分震惊，包括我妈在内的很多人已经把育有三胎视为这个世界上不应该发生的事，可是她忘记了她自己是兄弟姐妹四个，而我爸有兄弟姐妹七个。就短短30年间，计划生育几乎重塑了中国人的生育观，一胎甚至已经成为绝大多数民众的默认选项。而这正是梁建章一再提醒的“低生育陷阱”，一旦陷入这个陷阱，那么创新也就会停滞。

 

人口众多是中国的优势，我们不应该自废武功，这是梁建章在本书中多次提到，也是他们一直主张的观点。有趣的是，管理学大师德鲁克也是这么认为。他曾说过，人口问题是一个经常被忽视的极重要因素。他在1998年出版的《德鲁克论管理》一文中提到：

 

“在未来二十年，商业的主要问题并不是战争、瘟疫或与彗星碰撞，而是人口。过去40年来我们一直对此提出警告，商业的关键因素不是世界的人口过剩，而是日本、欧洲以及北美等发达国家所出现的人口不足。

 

发达国家正在进行集体国家自杀的过程。事实越来越清楚，它的公民没有足够的婴儿来从事人口再生产。年轻人不再能够承担越来越多的负担来支持越来越多的非工作的老年人。他们只能通过削减另一端的支出来抵消日益增加的负担，这意味着只能少生或者不生孩子。”

 

中国现在正站在这个十字路口，正如《人口创新力》一书的副标题所说的：大国崛起的机会与陷阱。那么，我们该如何把握机遇走出陷阱？取消计划生育，鼓励生育应该是现在开始马上要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