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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能在后疫情时代做些什么?






基本经济学逻辑告诉我们,一个有助于买买买的平台一定是是有助于提升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


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自2014年以来,按照需求支出法计算,在固定资本形成、最终消费支出和货物服务净出口这3大需求增长中,最终消费支出增长连续6年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第一动力。


消费连续6年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


而电商在消费中所占的比重也愈来愈大。国家统计局的信息显示,201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11649亿元,比上年名义增长8.0%,而同期全国网上零售额106324亿元,比上年增长16.5%。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85239亿元,增长19.5%,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20.7%。而在刚刚开始统计网上零售额的2014年,全国网上零售额27898亿元,约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0.7%。换句话说,在短短6年时间里,网上零售额所占的比重翻了一番,销售额更是增长了3倍多。


自今年疫情以来,线上零售的作用愈发重要。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1-2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2130亿元,同比下降20.5%,而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11233亿元,增长3.0%,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21.5%,比上年同期提高5.0个百分点。因此,在后疫情时期如何发挥电商在消费中的引领作用,就成了当务之急。


美国西北大学罗伯特·戈登教授在《美国经济增长的起落》一书中对西尔斯所代表的邮购目录公司作了这样的一个评价:


“邮购商品目录公司将美国农村带入现代社会的作用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之前农村家庭相互隔离并依赖于本地杂货店垄断商,如今他们在邮购商品目录上扫一眼就可以买到丰富的产品……对美国农村而言,这种改变非常重要。如今他们脱离了其所见和所知的狭窄社区,可以持续接触到更大的世界,接触到大量前所未见、前所未闻的人物、事件和事务。”


以美国为例,1912年,一家典型的社区杂货店的服务对象只有几百户,并仅仅出售300种不同的产品,到1924年的时候增加到了600种,今天大型超市的SKU则是达到五万种以上,而像拼多多这种电商平台的SKU则是数以千万计算。今天我们同样可以将戈登教授对邮购商品目录公司的评价用在拼多多等电商平台上,琳琳满目的商品丰富了用户的选择,众多身处远在偏远山村的用户,可以足不出户买到来自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生产的商品。


与100多年前美国农民所不同的是,今天的农村用户不只是能够通过电商平台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他们更是可以通过这个平台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将农产品销售到任何一个角落,突破了传统农产品有形市场的地域限制,拓展了农产品的市场范围,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这不仅丰富了城市居民的选择,更是增加了农户收入。


商务部研究院在《2019中国电商兴农发展报告》中以拼多多的“拼农货”模式为例解释了为什么电商平台可以成为一套可持续扶贫助农机制。作为农货上行的最大平台之一,拼多多的“拼农货”模式,采用创新的“农货智能处理系统”和“山村直连小区”模式,成功为中国分散的农产品整合出一条直达5.36亿用户的快速通道。经由这条通道,吐鲁番哈密瓜48小时就能从田间直达消费者手中,价格比批发市场还便宜;一度滞销的河南中牟大蒜,打包卖到了北京,价格只有超市的四分之一。借助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等技术,拼多多将全国贫困县的农田,和城市的写字楼、小区连在一起。


2016年,世界银行作了以《数字红利》为主题的世界银行年度发展报告。该报告指出,增长、就业和服务是数字投资的最重要收益,也就是所说的“数字红利”。具体来说,增长就是帮助企业提高生产力,就业就是帮助民众找到就业及其他机会,而服务则是说政府为所有人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为什么数字技术能促进发展、产生数字红利?原因就在于数字技术降低信息成本,从而大幅降低公司、个人与公共部门的经济社会交易成本。凭借数字技术,交易成本降到基本为0,创新得以蓬勃发展;凭借数字技术,现有的活动、服务更便宜迅速,且更便利,效率得以提高;凭借数字技术,人们得到以前难以获得的服务,包容性得以扩大。


《数字红利》这个报告还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数字技术迅速普及,而数字红利却并未同步实现?在报告看来主要是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全球近60%的人口还不能上网,基本无法在实质意义上参与数字经济。其次,数字技术的预期收益可能会被新风险抵消。许多发达经济体的劳动市场日趋两极化,不平等更加严重,部分原因在于技术强化高技能,同时替代常规工作,迫使许多人不得不去竞争低薪就业机会。


但是从中国电商的发展来看,数字技术的新风险则是完全夸大了。在中国,影响数字经济红利的因素只有一个,那就是不少人口不能上网,无法参与数字经济。而随着网络基础设施的改进,有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这种服务。于是我们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知识界在新技术来临的时候,总是会夸大技术对工作岗位的威胁,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现象并未被发生。数字经济不仅仅满足了用户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同时还创造了新岗位和新就业。


以拼多多《2018扶贫助农年报》的数据为例,截至2018年底,拼多多平台注册地址为国家级贫困县的商户数量超过14万家,年订单总额达162亿元,经营类目以农产品和农副产品为主,预计带动当地物流、运营、农产品加工等新增就业岗位超过30万个,累积触达并帮扶17万建档立卡户。而在此之前,这些商户是很难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



流通是经济的命脉之所在,电商平台重要意义就在于搭建了一条厂商和用户之间的快捷通道,从而提升了经济活动的效率,即减少了用户的支出,也增加了厂家的收入,而在背后则是稳定了社会就业。基本的经济学逻辑告诉我们,一个有助于买买买的平台一定是是有助于提升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


像拼多多这样的电商平台,既然能够在平时帮助用户以更低成本买到心仪的产品,那么也就能够在后疫情时代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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