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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发展形势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编者荐语:
 
人口发展形势的核心是什么?对当下中国而言,就是老龄化。超大规模的未富先老,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这会对经济发展造成何种影响?
 
文 | 都阳(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
 
注 | 本文节选自都阳教授在第164期【鸿儒论道】的演讲,经本人审阅。
 
(图片来源:人民日报客户端)
 
很高兴来到鸿儒论道,今天我结合我们最近的一些研究成果,谈谈人口形势的变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当然,这些都是个人的看法,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一、对“七普”数据的一些理解
 
从总体上看,“七普”数据是符合预期的,但这次数据受到的社会关注度是前所未有的,这体现了大家越来越认识到人口问题的重要性,同时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随着社会进步,公众关注的问题更加多元化、更加丰富,特别是一些更基础性的问题也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
 
广泛的社会与公众关注,有利于后续完善相关的政策。公众参与的增加,有助于尽快形成一种社会的共识,对于改变一些政策有好处。同时,社会高度关注本身,就是决策者决定一个政策改革方向很重要的考察点。从这一点角度来理解,这是非常好的事情,有积极的意义。
 
从已经公布的信息来看,数据符合预期,但更进一步结果依赖于很多更仔细的数据,特别是一些重要的指标,甚至一些微观数据的开放和使用,比如说死亡人口、分年龄人口、分孩次出生率等等。
 
个人而言,我对数据有几个感受:
 
1、超低生育率
 
在官方统计数据中,首次正式确认了超低生育率(TFR=1.3)的事实,这对研判未来人口走势,形成决策共识具有重要意义。尽管对超低生育率的事实在学术界早已经成为主流认识,但以前仅限于学术界的讨论,并未得到正式的确认,也难以成为决策的依据,在以前的决策中甚至使用了明显高估的参数。
 
超低生育率的严峻事实得到了明确的确认,对于凝聚社会共识,形成全面应对超低生育率社会的政策举措,避免陷入“低生育率陷阱”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2、总人口峰值
 
虽然现在公布的总人口数据是14亿多,略超预期,但可能主要源于以前的数据、特别是基于千分之一抽样调查的年度数据,低估了总人口。所以,不是人口动态变了,只不过是以前高估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这几年的新出生人口有着有非常明显的下降,2016年是1883,2017年掉到1765,2020年是1200。
 
尽管总人口数据较之以前的估计更加乐观,但死亡人口、年度死亡人口数量相对稳定,结合新出生人口数的趋势,总人口的峰值很快到来的判断没有变化,而且达峰的时间很可能较之以前很多预测结果大大提前。前几年新生人口的高峰,更多的是多年积累的生育意愿随着政策调整集中释放,多年积累的生育意愿在二孩放开以后消化了,以后很难再靠二孩出生率支撑出生人口了,而一孩出生率仍然维持下降趋势,所以总人口峰值很快就到。
 
3、人口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也是我们看到的重点问题,2019年基于千分之一抽样调查数据,推测65岁以上老龄人口1.76亿,占12.6%,而七普中,该数据达到1.91亿,占13.5%,说明以往对人口老龄化程度存在低估。
 
人口老龄化是未来最大的挑战,形势可能会更加严峻,以前预测进入中度老龄化时间在2023年左右,现在看很可能提前。
 
但是讲到中国人口老龄化,三个显著特征仍然存在。首先是未富先老,尽管现在中国的人均GDP达到了一万美元,但与其他经济体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时的发展水平相比,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较低。比如,最早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的德国,其在1972年的人均GDP已经达到2万多美元。从这个意义说,中国未富先老特征很明显。
 
第二,独一无二的快速老龄化,比较未来三十年世界上最大的10个经济体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我国是其中老龄化进程变动最为迅速的国家,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在未来30余年间将提高14个百分点左右。从更广范围的横向比较也可以看出,在未来15年里,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快速演进将成为具有典型特征和重大影响的现象。
 
第三,巨大的老年人口规模。七普数据显示65岁以上人口1.91亿,占同年龄组四分之一以上,如果列成一个国家,以人口排序,大概全球排名第七!这有什么含义?小经济体有一些应对老龄化的手段,比如利用主权基金,通过国际资本市场享受别的国家的增长红利养老,在中国老年人口规模这么大的国家肯定不可取,从世界范围看,应对同样特点的人口老龄化是没有经验可供借鉴的,我们必须立足自身,从实际出发,不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老龄化应对路径。
 
4、少儿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
 
少儿比重比2010年上升1.35百分点,是一个略超预期的结果,跟前面解释一样,可能是短期政策释放效应。为什么效应有这么大?可能基于未来公布更多数据来做进一步分析。但是考虑到TFR超低水平,在未来少儿人口比重持续下行趋势不会改变,具体分析结果还是依赖于进一步详细的数据。
 
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速度可能超出以往的估计。虽然目前尚未公布16-59岁年龄组人口的信息,但普查数据显示,15-59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较之2010年下降了6.79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以前基于抽样调查的统计结果很可能低估了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速度,但更符合现实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也从侧面来说明这次普查结果实际上质量非常高。
 
二、人口形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总体上看有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劳动力市场规模缩小,这是中国已经发生的,从劳动力市场反应、经济结构变化、工资变化、产业变迁等都可以看到人口的这一变动对经济的效应。
 
第二,人口老龄化加速,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是未来人口因素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方面,也是我们关注重点领域。
 
第三,人口总量达峰对需求侧因素的影响,这是即将发生的。前面讲劳动力人口对供给侧影响,但总量达峰对需求侧影响可能也会非常明显,这个是我们现在很重要的研究领域,所引发的效应也可能会超出预期。
 
快速老龄化对于经济发展影响非常广泛,讲两个方面:第一,对经济增长影响;第二,对于储蓄率的影响。
 
1、老龄化对增长的一般影响
 
总产出的增长来源于人均产出(劳动生产率)增长和劳动投入的增长,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又来源于资本产出比的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如果人口老龄化对上述任一个因素产生影响,都将会影响总产出的增长,而其净效应则是各类影响的总和。
 
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是与老龄化相伴相生的,并成为影响劳动投入最直接的因素,在经历短暂反弹后,中国的16-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可能在2021-2025未来五年将以更快的速率大幅减少。
 
关于老龄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老龄化进程领先国家(美国、日本)的经验表明,40至49岁年龄组占劳动者比重高的时候,全要素生产率更高。实证分析表明,人口结构的变化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美国1990年代(婴儿潮一代进入壮年)的生产率增长以及同期日本的生产率停滞。由此来看,中国婴儿潮一代在十四五期间大规模将进入退休年龄,一方面说这部分人退休了,另外一方面整个劳动力人口年龄往后移,都会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不利影响。
 
而老龄化对资本产出比的影响机制比较复杂,是多种效应综合的结果,因此,其具体的影响方向应该是一个实证的问题。
 
2、中国快速老龄化对增长的冲击
 
以上是老龄化对于经济增长影响的一般机制,但相对于其他已经老龄化国家,中国快速的人口老龄化会有其他几个机制对增长产生冲击:
 
第一,劳动年龄人口迅速减少以后,工资快速增长,可能对原有的产业及其比较优势产生冲击。数据显示,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快速减少,对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产生了冲击性影响:2013-2018年,第二产业中期初就业规模大(更具比较优势)的行业在随后的5年里也经历了更多的就业损失。
 
第二,当老龄化缓慢推进的时候,劳动力短缺会导致资本和劳动相对价格产生变化,资本越来越便宜,劳动力会越来越昂贵,会影响技术变迁,会推动技术变革向劳动节约型发展。但是,如果老龄化进程快速推进,有可能形成冲击性的影响,技术进步的替代可能来不及发生。
 
第三,快速的深度老龄化(2020-2025年,80岁以上的老人增加15.2%,达3376万人),不仅增加了养老的资金支出,也使得长期看护、医疗保障等赡养成本迅速增加。而从生命周期的角度看,快速的老龄化由于在短期内增加抚养比,而使消费、储蓄、投资的相互关系发生突然变化,而这些指标跟增长有联系的。
 
3、相关实证结果
 
不同速率的老龄化对增长的影响程度具体分析模型就不再说了,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看下我们在今年第2期《经济研究》的文章《人口快速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冲击》。这里简单提下实证结果:如果把老龄化速度不同区分以后,会发现只有老龄化速度达到一定的阈值的时候,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更明显的影响。
 
我们进一步看对于刚才说的几个方面,比如劳动投入、资本产出比、全要素生产率,从实证结果来看,快速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几个来源都有显著的影响,尽管老龄化有可能提高资本产出比和人力资本,但对劳动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更甚——特别是全要素生产率受快速老龄化的负面影响非常明显,达到负1.72。换句话说,快速老龄化完全有可能对增长产生冲击。
 
如果基于这个结果看到未来一段时间,比如2020-2025,2025-203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肯定是符合高速度特征。以快速老龄化组的增长弹性为基础,可以估算,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未来五年仅仅由于快速老龄化,经济增长每年可能减少1.04个百分点,2025-2030每年可能损失0.85个百分点。
 
4、人口老龄化对重要宏观经济指标的影响
 
我们以储蓄率为例。中国是高储蓄率国家,储蓄率水平高于东亚经济体,高于上中收入国家,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近年来,中国储蓄率下降开始回归均值。但考虑到储蓄和增长、投资等一系列经济指标的关联,我们也不希望中国储蓄率快速下行,形成冲击,但人口老龄化本身可能会成为储蓄率快速下行的影响因素。
 
中国的总体储蓄包括居民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其中,居民储蓄率是最重要的来源。数据显示,政府储蓄在逐渐下降,2018年只占2.1百分点,剩下42个点基本上居民储蓄率和企业储蓄率对半。居民储蓄行为的变化,可能是未来影响总储蓄率变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人口老龄化是影响居民储蓄率很重要的因素。
 
生命周期假说为理解居民行为提供了微观基础:由于获取跨期转移的收入劳动者在中国已经形成了足够大的群体,因此生命周期假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中国居民的高储蓄行为。Modigliani指出,真正影响储蓄率变化的是人口结构,尤其是劳动年龄人口和赡养人口的关系——抚养比与储蓄率有很强的负相关关系。
 
如果更仔细观察人口老龄化对于储蓄率影响机理,依赖于微观数据分析。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中国城市劳动市场调查”的微观数据,我们对养老金制度以及老龄化问题与储蓄率的关系进行了一些探讨。养老金制度所决定养老金财富,对于储蓄行为会产生影响,养老金财富越高,对储蓄负面影响越明显;在同一个制度下,当人口当中接近于退休年龄人比重越大,也会对于储蓄行为有更敏感的影响。我们的实证结果显示,养老金制度安排,决定个人养老终生财富预期,是解释储蓄行为最重要因素,解释度达到了53%;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跨期收入群体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增加,养老金制度安排对居民储蓄行为的影响也会越来越明显,影响接近14%。
 
由于时间关系,其他的分析也不多说了,结论就是养老金的未来改革可能要坚持多支柱体系,但是基于公共的养老金制度,应该坚持一直以来的广覆盖、低水平、保基本的原则,才能对于储蓄行为不至于产生大冲击。
 
三、几点政策思考
 
一,关于低生育率问题,从国际经验看,伴随着人均GDP的上升,生育率普遍下降。跨国数据表明了人均GDP现价美元跟TFR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因此,从国际经验看,生育率的下降伴随着人均GDP的上升是具有普遍性的规律,且鲜有经济体在生育率下降后重返上升趋势。不过,中国的低生育率水平具有一个风格化的特征:低生育率水平领先于经济发展的水平,生育率也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这意味着中国的低生育率水平的形成存在一些个性化因素,通过调整政策遏制生育率进一步下降是可能的。
 
第二,人口老龄化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了。所谓国家战略,就是不再仅仅从人口这个狭隘角度出发只考虑养老问题,而是考虑相关社会经济发展的很多方面,包括经济增长、储蓄宏观经济结构变化等等,有很多系统性政策要考虑。
 
第三,从发达国家经验来看,老龄化时代要有相适应的劳动力市场改革,比如更具弹性的劳动力市场对缓解劳动力市场的缩小有好处,再比如遏制劳动参与的下降、延长退休年龄、建立更具弹性的养老金制度等等。要建立顺应人口形势的经济发展方式,比如说积极应对老龄化,不断深化改革,改革经济发展方式。在老龄化社会,提升劳动生产率的根本在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技和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程度。因此,从依赖要素积累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至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的增长方式应该成为经济发展政策的核心。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总人口达峰,以前对这方面重视不够,总人口在达峰后将呈现负增长的态势。如何应对人口总量下降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可资借鉴的国际经验并不多,对中国这样的经济体量和人口体量的大国的影响更具有特殊性,要抓紧研究总人口峰值在需求侧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总人口达峰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均等程度对总需求的影响效应会更加明显,应该在相关领域加强深化改革的力度,以对冲人口因素变化产生的不利影响。
 
文章来源于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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