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 | 本文为第164期【鸿儒论道】的评议

#1

老龄化可能推动社会不平等

程  远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

我接着都阳老师刚才的报告，谈谈我的看法： 关于第七次人口普查，我们还需要等更加细致的数据发布，是不是中国已经到达人口峰值，我们需要出生数据，需要死亡数据，同时，我们也需要了解国际迁移的数据。2020年的国际迁移应该也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中国目前的出生水平非常低。我们需要了解，中国和其它国家比，比如说OECD国家比，中国的出生水平究竟低在哪里？首先，中国的非婚出生非常低，整个东亚国家都非常低，而OECD国家的未婚出生要占全部出生的40%。我们设想一下，如果今天OECD国家跟中国一样，也没有未婚出生，会怎么样；如果跟东亚国家比，例如日本，日本目前5-10%的出生依靠人工生殖辅助技术，日本有20%的夫妻想生孩子，但“怀孕”有“困难”。中日两国面临的挑战很多是共通的；从国际经验看，城市化，发展大城市和明星城市，普遍来说，对生育率是压抑的，而“逆城市化”对生育率复苏有帮助。大家觉得城市化是中国的未来，但“逆城市化”也并不见得都是倒退。我个人的看法，现在对鼓励出生有很多的政策设想，但这些政策设想如果不从真正的“问题”入手，可能都不会有什么收效。

都阳老师介绍了老龄化，分析中国未富先老、快速老龄化、中国巨大的老年人口规模。“未富先老”使得中国不具备条件，用资本去充分替代劳动力的下降。这样，中国的劳动人口下降，就成了净下降。

常态的老龄化过程应该是缓慢的。出生下降（老龄化的出生效应）和健康改善导致人们寿命延长（老龄化的长寿效应），在正常条件下，这两个效应都是一个缓慢发展的过程。从国际经验看，缓慢型老龄化不可怕，因为前一个因素（出生效应）会被后一个因素（长寿效应）抵消掉。欧洲国家中，例如英国、法国、瑞典，因为是缓慢老龄化，在这些国家，长寿效应甚至超过了出生效应，这些国家总的老龄化效应在过去几十年基本没变，没有出现恶化。

我们国家是快速老龄化。快速主要是出生快速下降，长寿效应是不可能快速的。这就使我们国家的人口老龄化要比欧洲、比美国面临更多的困难。这也是我们看到，同样是老龄化，日本要比德国受老龄化的拖累更多。日本在二战之后，也是快速老龄化。

日本是一个人口大国。日本的老龄化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但在当时，作为日本的邻国，中国的人口结构还很年轻，日本有条件通过开放的办法，通过投资和贸易，利用中国的人口红利，部分地帮助解决日本的老龄化。与当年的日本相比，中国当然也可以继续用全球化的办法解决中国的老龄化，但今天的国际人口环境已经提供不了这个支持了。

都阳老师刚才分析了老龄化对中国经济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影响，但我们可能还需要关心老龄化对创新、对创业、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我觉得，这可能是老龄化更大的一个威胁。创新靠年轻人。年轻人少了，创新就少了。以数学为例，如果一个数学家30岁之前没有做出很好的研究，过了30岁，他还可以有贡献，但贡献主要是培养和发现未来的数学家。

都阳老师刚才分析，在未来，劳动力会越来越贵，资本会相对便宜，趋势是用便宜的资本来替代劳动力。但这个过程可能会非常挑战，因为当社会鼓励用资本去替代劳动力，觉得这是应对老龄化的出路，就会对资本“减税”，甚至去“补贴”资本。这也是过去几十年全世界的一个趋势。西方国家的税收体系越来越“优待”资本，企业/资本的税收负担越来越轻，工资在整个分配格局中越来越不利。这不仅导致社会不公正，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也导致生孩子/养育孩子越来越艰难。

都阳老师提到储蓄率，我想补充，中国的高储蓄是跟低出生水平紧密联系的。广义上看，储蓄不光指家庭在银行里的存款，生孩子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储蓄。中国历史上并不是高储蓄率国家。中国家庭的储蓄率上升背后很重要的原因是出生下降，儿子是银行存款的替代品。中国从上世纪70年代，儿子少生了，就靠银行储蓄来抵抗风险。按这个逻辑，如果未来出生水平复苏，中国家庭的储蓄率会下降。当然，也有可能，中国家庭为应对各种老年风险，基于这个预期，会增加储蓄。养老金本质上是一种强制储蓄的制度，也是家庭储蓄的替代品。养老金制度覆盖率提高，长期看，会推动中国家庭的储蓄率下降。

老龄化对房地产市场、外汇市场、股市都会有深刻的影响。人口老龄化、人口变动不光对经济有影响，也会影响政治，影响社会的方方面面。我做学生的时候，王沪宁出版了一本书《政治的人生》。20多年前，政治学家就在讨论，当中国人口不增长、负增长，会对中国的政治生态会有什么影响。

最后，我也想谈谈，我们应该全面理解老龄化。老龄化跟“日历”年龄（chronological age）关系是不大。我们应该去关心真正跟我们有关系的，比如，生物学意义上的年龄、经济学意义上的年龄以及社会学意义上的年龄。比如说，在生物学意义上，今天70岁的老年人普遍要比20年前50岁的人更加健康；经济学意义上，今天70岁的老年人的生产率要高于20年前50岁的人口；社会学意义上，今天70岁的老年人要比20年前50岁的人，有更丰富、更加年轻的社会互动。我们不能用今天的价格跟20年前的价格简单比较，在比较之前，我们需要先对价格做“通货膨胀”的调整。

同样的道理，研究老龄化，也要根据健康的改善，对年龄做调整。如果把健康改善的因素考虑进来，有研究认为，美国、英国、法国、瑞典的老龄化在过去半个世纪其实没有变化。把人的一生分为几个阶段，学龄前、上班、退休，这种划分是人类发展到二十世纪才形成的，没有理由认为，这种划分是永恒的。我相信，二十一世纪会有很大的改变，会打破这种三阶段的模式。

老龄化对每个人的影响是不一样的。老龄化会推动社会的不平等。比如，日本是一个收入分配比较公平的国家，但如果看日本的老年人，日本老年人的收入差距是非常大的。现在很多国家都在讨论延长退休年龄，有的人会非常欢迎这种改革，有的人会坚决反对，背后的原因，是老龄化对每个人的影响非常不一样。因此，未来任何应对老龄化的政策，都需要考虑怎么能不扩大不平等，考虑改革不牺牲某一部分老年人的权利。

都阳老师今天的报告没有提“出生性别比”。经济学家认为，中国过去几十年的高储蓄率，也“得益”于中国高出生性别比。出生性别比高给中国的创新/创业，包括鼓励“冒险”、鼓励企业家精神、鼓励勤奋工作，提供了一个“不健康”，但“真实”的环境。随着出生性别比下降，逻辑上，中国的一些“传统”优势，包括高储蓄的优势、敢于创业/冒险的优势、勤奋工作的优势可能都会下降/消失。从经济增长来说，这肯定是一个“负面”因素，但从社会进步的角度来看，毫无疑问，这是进步。

#2

跳出人口看人口问题

王红霞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室主任

感谢都阳老师和程远老师的分享，我认同他们对人口总量的研判、老龄化加速以及总量的影响。这次“七普”数据特别提出了“已经进入中度老龄化”，实际上，根据联合国1956年的报告，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14%就已经是“深度老龄化”。在以前的很多国民经济的研究中，往往把人口劳动力直接放进来，而对技术进步的变量考虑很少，都阳老师的研究也提到了要特别重视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这是在新的人口形势下特别要注意的，也要把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传递机制纳入整个经济增长的总体宏观考虑。 但是，老龄化对整个宏观经济增长的影响真的那么可怕吗？不一定，都阳老师的最新研究指出快速老龄化一定会带来整个经济增长率的下降，但是这个下降我觉得跟它相关要素和变量制约和影响分不开。如果考虑现在的技术进步、最新的人口结构变化、投资决策和消费习惯等的最新变化，特别是Z世代出来以后，95后、00后他们的消费习惯跟我们完全不一样，未来他们是主流，这些需要我们重新审视老龄化对于整个宏观经济增长的影响，这是我想补充第一点。 第二，对于老龄化影响，除了经济增长之外，我认为需要关注的还包括人口空间布局的变化影响。老年人口不是很喜欢不断流动，老龄化程度加重之后，可能会带来其他相应的人口流动、人口分布上以及未来老龄化的城乡差距。 进一步地，庞大的老龄人口不仅总量值得关注，老龄人口的性别结构失衡也值得关注。高龄老人中，女性占大多数，这样的发展趋势可能是政策也要去关注的。 第三，谈到老龄化的挑战，实际上可以概括来讲，比起去盯着现在生的少、老的快、老人多，可能更应该关注人口结构优化现在什么样，可能去更多看人口结构的质量、人力资本提升，回到都阳老师提到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可能比我们劳力数量简单总量波动更重要。 另外，“七普”数据大家关心比较多是总量问题、人口达峰情况下的未来发展，在生育率下降的全球趋势下，人口总量增长现在的趋势很难逆转，老龄化很难逆转，从这一点上来讲，人口问题可能更多需要跳出人口来谈人口。 我们觉得人口总规模实际上跟整个生产能力相适应，我们做了实证显示，生产率水平的变化和人口总量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关的，所以，更多应该关注人口能否和我们的土地、资本、能源，以及和整个国民经济生产能够协调，也就是说关注的是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的全面均衡的发展，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比我们简单的去关注人口的总量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可能是更要紧，这其中还会蕴含着许多问题。 总的来说，“七普”数有三大关键问题值得关注，一个是人口总量，一个少子老龄化，一个就是人口流动，面对这些挑战，要跳出人口看人口，可能要更加关注人口的全面均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