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北京户籍的子女要在北京读小学，需要什么条件？从一位非京籍家长的经历来看，至少需要28个证件。

根据今年年初北京市发布的《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2015年义务教育入学工作的意见》，非京籍儿童入学提供“五证”的政策基本不变，具体细则由各区县结合实际制定。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细则让“五证”延伸出了N个证件。近日，一封家长的来信讲述了她身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上学故事，从父母身份证明证、父母工作证明文件，再到父母婚姻证明文件和家庭住宿证明文件，总计28个。

当我在朋友圈里发了这则《非京籍入学儿童审查：办齐28个证才有初审资格》的报道后，有朋友如是评论：穷尽了所有阻挠入学的门槛。一语道出真相，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以尽可能少接收非京籍子女为目的。而这又源于一个更伟大的目标，控制日益严峻的城市病——交通拥堵、空气污染。2014年北京市政府立下了军令状，要痛下决心遏制北京人口无序快速增长。据北京市副市长李士祥在今年两会期间的表态，北京要在2020年人口将控制在2300万，而且是要穷尽一切手段。按照很多专家的设想，如果北京人口减少，那么这些“城市病”就会自然而然减少。

也正是如此，自2013年开始，北京开始用各种手段来减少城市人口。首先是调整北京产业结构，将大量能容纳各种就业人口的“低端”产业迁出北京。比如说北京市动物园边上批发市场已经着手调整，没有了这个批发市场，那么周边地区的车流和人流自然会减少，交通就能通畅，这就是所谓的“以业控人”。其次是“以房控人”。加大对合租房，尤其是地下室居住人口的核查力度。如果没有了群租房和地下室，那么很多低端产业的就业者——也就是低收入群体自然会离开这座城市。

但所有的措施都没有“教育控人”来的那么醒目。2014年4月18日，北京市教委下发《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2014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的意见》，要求若想在北京市接受义务教育的非京籍适龄儿童需提交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本人在京务工的就业证明、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全家户口簿、在京暂住证、户籍所在地开具的无监护条件证明（就是媒体所说的“五证”）以及其他“相关材料”。至于“五证”之外的“相关材料”，北京市教委未作统一规定，由各区县自行解释。于是，在2014年的升学季，许多非京籍家长不得不为区县政府额外要求的材料不停地奔走。

不得不说，教育控人的效果很明显。以“幼升小”为例，北京市教委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5月27日，参加信息采集、获得入学资格的非京籍儿童仅有58274人，不到总采集人数的38%，同比下降超过7%。尽管2015年的数据并未公布，但是在28个证件的要求下，可以想象到今年的入学人数会大幅度的下降。

而这背后则是更多家庭的骨肉分离。财新新世纪周刊的一则报道显示，北京朝阳区一所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统计，2014年以来这所学校85%的外地学生回老家当留守儿童，多数选择寄宿制学校；全家整体迁出北京的“几乎没有”。为什么父母亲不愿意离开北京？因为北京有着更好的工作机会。有些家庭已经在北京生活了近十年，有了北京的房子，汽车和社交网络，他们只是缺乏一个“户口”而已。他们的生活和工作都已经和北京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回到原籍，马上就要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就业从何而来？于是，很多家庭不得不作一个艰难的决定，为了更好的生活，将家庭“一拆为二”，而这又将推高本就问题重重的留守儿童数量。早在2013年，全国妇联课题组发布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和城乡流动儿童总数已超9600万。

当然，也有人认为，北京之所以大，是因为中央在这里投入了更多的资源，为公平计，应当将这些资源投入到中西部地区，这样就不会有更多的人来北京了。这是很多人的想法，但问题是，为什么不是将更多的人口吸引到北京，而是要在其他地区投入更多的资源？

从财政部网站得到的数据，2013年北京小学生的生均经费以21727.88元名列全国第一，河南省以3913.95元垫底，而全国平均数为6901.77元，北京的生均经费约为河南的5.55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北京2013年的小学生在校生人数为78.9276万，两者相乘可以得出当年北京市小学教育经费总额为171.4929亿元。假设北京小学经费的教育经费总额不变，如果小学生入学人数能够增加到100万，那么生均教育经费还是有17149.29元，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48倍；如果将小学生人数上升为150万，生均经费为11432.86元，还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66倍。需要指出的是，在历史上北京市小学生在校生人数就曾经容纳过100万，1995年的小学生在校生人数为100.7301万。

我们再假设，北京市所增加的小学生人数都是来自河北，那么两地的教育生均经费会有怎样变化？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3年河南省共有小学生939.9771万，生均经费3913.95元，那么当年河南省的小学教育经费投入为367.9023亿元。假设小学生人数减少到919.9971万，那么生均经费就会达到3998.95元，而此时北京的生均经费为17149.29元，河南和北京的差距就缩小到了4.29倍；假设河南小学生人数再迁50万到北京，减至889.9771万，那么河南的生均经费就会达到4133.84元，河南和北京的差距就缩小到了2.77倍。

财政投入的总数无法再增加时，在北京容纳更多的入学人数是一个更有效率的方案，也更能缩小地区间的差距。当然也有人会说，这是不是意味着北京的师生比会增加（即每个教师负担的学生数），而这会恶化北京学生的教育环境？是的，短期内可能会产生这种情况，但是如果才长远来看，这种担忧也是不必要的。到目前为止，北京的师生比还是远低于上世纪90年代——尽管媒体时不时报道入学难。一个可供佐证的数据是，1995年北京共有2867所小学，但是到了2013年只剩下了1093所，而教师人数则是从74075人降到57832.为什么要裁并学校？原因竟然是适龄入学儿童不足。

当然，还有人会问，假设真的这么多人到了北京，北京不是更加拥堵吗？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即便放松了入学条件，也并不意味着会有这么多人到达北京，而且历史上北京就曾经达到过100万的小学生入学人数；其次，即便真的有这么多人，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很多研究表明，北京之所有会有这么多的“城市病”，和北京人口规模并没有关系。黄文政和梁建章的一系列研究表明，与世界上其他城市相比，北京的城市规模和人口密度都不算大，如果再考虑到北京是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大国的首都，更为合理的人口可能是4000万或者5000万，而不是像现在的2000余万。

最后，我们以一个假设结尾。假设一条地铁线路的运营成本为10万元每天，乘客每次搭乘地铁是3元每次，那你希望每天地铁的搭乘人数是3万人还是1万人？任何一个理智的人，可能都会选择3万人甚至更多人：因为乘坐地铁的人多了，那么每个乘客所负担的成本就会减少。其实，教育也是如此，而规模效应正是城市化的应有之义。

一言以蔽之，无论是从教育公平计，还是从治理城市病的角度入手，“教育控人”都是一个拙劣的手段，既不公平，也有损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