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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防疫如此拉胯,仍然值得我为她说几句

文|聂日明

 

很多人认为,上海政府的治理水平比较好,在实施全社会静止政策时,理应有更好的表现。但是,过去一个月的事实似乎并不支持这种看法。

 

一直到今年3月,上海都是疫情防控的好学生,以“精准防控”为代表的上海模式对居民惊扰小,2021年在承接全国五成以上的境外人员流入的压力下,疫情没有大规模暴发。

 

然而,在防范难度极大的奥密克戎病毒面前,4月1日上海开始实施“全域静态管理”,除了影院等公共设施以外,上海关闭了绝大多数商超、菜场;轨道、公交、出租车等公共交通全面停运,并对路面交通进行管控,仅允许持有通行证的车辆通行以及外出就医等应急出行;居民小区主要实施足不出户政策。

 

静态管理下,居民获得食物、外出就医等常规需求遭遇了极大的障碍。其后,市政府在保供、外出就医上不断出台政策保障,缓解了紧张情绪,但疫情防控力度未减,居民对就医困难、街道下发食品的安全问题、道路封锁、对封控楼栋采用铁丝网封锁等问题有较多的异议。

 

有人认为,上海拉胯的主要原因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计划管理能力显得薄弱,因此配给制运转的效率极为低下,造成了现实中的一系列困难。事实真的如此吗?

 

国营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双重重镇

 

说上海搞不了配给制的人们可能忘记了,上海一直是中国的计划经济第一城,计划氛围浓厚,即使经过多年的市场化的洗礼,上海国有经济占经济总量的份额依然很高。

 

以经济增加值计算,上海国有经济占到全市一半左右,其中央企和上海地方国企各占四分之一左右,外资和民营经济再各占四分之一左右。

 

国有单位在经济活动中的份额,明显超越北京、深圳、广州等城市。上海的国有经济还深入到民生领域,像出租车、牛奶、食品、零售等,政府规划和掌控物资的能力相当强大。

 

如果说在中国存在一个城市有能力对全体居民做供应保障,上海肯定是其中之一。

 

不过,上海尽管国有经济成分突出,但这并不妨碍市场经济在上海的发挥。

 

上海的外资份额虽然占经济比重只有四分之一左右,但对经济贡献巨大,除了雇用上百万高素质就业人员以外,外资企业对税收贡献占比也是全国第一。

 

据中国税务年鉴,2019年,上海的外资和港澳台企业贡献的税收(包括流转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全部税收)占税收总额比重高达38%。

 

与之对比,北京为22%,天津为23%,江苏为24%,浙江为14%(不含宁波),山东为9%(不含青岛),广东为23%,而五个计划单列市大连、宁波、青岛、厦门、深圳分别为31%、12%、37%、33%、27%。

 

外资企业对上海的重要性,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上海的市场化水平的提升,上海的营商环境一直保持在全国领先水平。

 

上海也因此成为了人们印象中,那个高度市场化的现代大都市。

 

虽然说,中国大多数超大城市的生活物资市场,都是高度市场化的,居民的生活需求由多样化的市场主体竞争性供给,但是,上海在这方面仍然格外突出。

 

在大城市中,上海率先全面取消了体制内的住房实物配给福利,改为货币补偿,也没有系统性的实施北京、杭州等地常见的“经济适用房”和“集体自建房”,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也是从商品房市场上市价购买的。

 

上海生活服务和零售业的高度市场化,更是体现在许多个方面,比如大街小巷布满了菜场、商超,形式多样,既有面向中高收入群的华润ole、city’super,也有推车走进小区里坐卖的菜贩,便利店有全家、罗森,也有夫妻小卖店,更不用说花样繁多的咖啡馆,此外还有快递、外卖。

 

丰富的市场形式,满足了不同人群的异质性需求。

 

一般来说,城市里核心家庭(夫妻与未成年子女)的适应性最强,可以线下买菜、可以网上购物,可以自己做饭,也可以外出就餐。

 

他们正当壮年,有广泛的社交网络、有充足的储蓄,政策冲击会影响到他们,但不会对他们造成最严重的冲击。

 

但人数并不少的老年人(尤其是独居高龄老人)、高需求人群、年轻单身人群、生活不便人群,他们的需求就各有侧重了。

 

七普数据显示,上海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有581.55万人,有一成老年人自评不健康,其中对医疗需求较高但能自理的老年人有38万左右,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18万左右。

 

这些老年人有较高比例的独居,他们平时购物,要么自己到小区门口去买一两天的菜,要么儿女每周过来两三次送菜,鲜牛奶等必需品则由供应商上门配送。

 

此外,年轻单身或新婚未育家庭的表现的情况也不一样,家里开伙并不多,他们不需要菜场,但依赖在外就餐,还有很多年轻人有社恐倾向,平时大量叫外卖,零接触获取食物。

 

正常状态下,正是上海高度市场化的经济环境,在满足着这些丰富、多样、充满细微差异的社会需求。

乌鲁木齐中路的一家菜市场据说“跟Prada联名,成了网红菜场”

 

上海今天的拉胯景象,也正是因为疫情封控、足不出户的政策,突然改变了这一切。

 

市场缺失,是上海拉胯的唯一密码

 

3月28日,上海开始分片封城,直接导致街边店铺全面关闭,京东、天猫等电商平台也基本瘫痪,由于将人禁足在小区之内,快递和外卖的供给也大幅削减。

 

这些市场化的民生供给瞬间暂停,人们不能自已买菜,也不能外出就餐、叫外卖,生活物资供应马上就成为问题。

 

上海方面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目前上海市米面粮油肉的储存储备比较充足,市外也备足货源,可以随时调运上海。

 

这句话,只对了一半。一座城市物资充足,不等于居民家庭的物资也充足。

 

首先,宏观总量上的物资虽然充足,但这些物资需要匹配到居民家庭。物资从供应商到居民家庭存在“最后一公里”、“最后一百米”难题。这个一公里、一百米的问题,在商超、菜场关门以后,是很难解决的。

 

过去数年,社区团购、生鲜配送一直是消费领域的投资热点,互联网企业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去培育、建设这个市场,到现在为止,也很难说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替代传统商超、菜场的作用。

 

即使高度市场化、供需匹配效率极高的电商平台,也很难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现在受限于通行证、一天(或两天)核酸结果核验等障碍,零售的终末端运力严重不足,他们都基本上靠边站,希望依赖街道、居委、志愿者及国企对末端居民进行配给,这是神仙也完不成的任务。

 

 即使在计划经济使用粮票时代,也是要居民自己凭票花钱购买食物,而不是政府把食物配到家里。

 

由政府对全部市民配给食物,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所以我们看到了奇景,一面是物资丰富,除了上海自己储备的物资,还是全国兄弟省市专车输入的物资,即使居民超储了食物,但物资在数量上仍然是非常充足的;另一方面,居民家里没菜、没肉,充足的物资卡在小区之外,没有运力输送到每家每户。

 

这是上海保供最大的障碍,主要是市场被抑制所致。然而,我们也可以看到,大多数居民家庭仍然可以买到物资,在街镇派发物资和街镇居委官方指定的团购渠道以外,上海催生了大量的社区团购,居民自己寻找物资,寻找运力送至社区,再由志愿者分发到居民楼下,这又是市场在起作用。

 

也正是这些市场化的自发力量,缓解了正式市场(线下零售、外卖、电商、快递等)缺失造成的物资不足。

 

上海人在配给制中领取到杂牌、劣质食品引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同样是因为在3月28日以来的疫情防控策略中,全面抑制了市场的作用。

 

浦东洋泾街道部分家庭收到政府物资

 

在上海原有的市场环境中,杂牌、劣质品较大可能也是广泛存在的。但平时的市场有几个特点:

 

第一,   价格与质量匹配,烂货、杂牌不会匹配到高收入家庭,即使中高端销售单位销售了劣质品,店铺也会用非常宜人的售后服务去摆平这个质疑;

第二,   市场化的零售,销售主体多元,这意味着对劣质品的质疑是高度分散、多元化的。冤有头、债有主,从哪里买到了劣质品,就去找哪里。

 

多中心的质疑,大大分散了关注度,尽管像盒马这种店的分店出了安全事故,也会导致较大的市场争议,但一般不会累及其它品牌。

 

现在市场配置机制不发挥作用,街镇居委向居民派送大礼包时,原有的价格、质量匹配机制没了,售后服务也没了。食品安全有很大程度上是概率问题,无论如何,总会有一定比例的食物会出问题。

 

多元化的零售结构消失以后,在政府-居民二元体制内,任何一个基层居委因为意外、疏忽导致的食品安全事故,都被所有人共情,共情的范围大大扩大。即使食品安全事故发生概率没有变化,但居民共情关注的范围也会几十倍数百倍的增长。

 

不过,客观地说,上海在食物配送等方面的表现之“差”,虽然确有种种令人不安的事实依据,但可能也不是说上海差得有多特别——1990年代中国取消粮票以来,各级政府配给食物的能力恐怕都不太行。

 

之所以网络上会爆出大量的负面新闻,恐怕还是因为上海固有的特征:它是中国最发达、因此也最“矫情”的城市之一。

 

“矫情”未必是坏事

 

一直以来,“矫情”、“洋气”、“精致”是上海人的标签,比如喝咖啡、在意生活品质。3月28日分片区封城以来,上海这点特征更是展现的淋漓尽致。

 

网传照片中,刚开始做核酸的时候,有人盛装出户;封锁的环境中,还要到处找咖啡,一顿也离不开,还要喝鲜牛奶,不喝常温奶,抑或离不开面包;4月的某个夜里徐汇区的一些街道对部分小区住户门上贴封条,遭遇了大规模的反对,有志愿者直接质疑居委在居民家庭大门贴封条的必要性,觉得他们“没脸了”,新近浦东、古北等区域还采用铁丝网封锁楼栋进行硬隔离,也有一些居民无法忍受,强烈抗议要求拆除。 

做核酸也要盛装出席

 

这些事情在其它一些城市可能不是问题,长三角就有城市很早就对涉阳楼栋贴封条或上锁进行硬隔离,虽然居民心里不爽,但并没有过激的抗议声音。但这种行为到了上海却形成了舆情。

 

在上海,外资企业、金融业、互联网等行业从业人员众多,他们关注公共议题,有判断力,也有评价的能力,他们还有着丰富的沟通和传播的经验,可以熟练使用视频、录音、社交媒体进行表达。

 

上海自封城以来,网上流传出很多的电话录音,有居民质疑阳性患者转运问题,也有女业主质疑居委主任未能如实表达居民物资状况,还有网友整合了相关录音、制作纪录短片回顾疫情,这些表达能力大大促进了相关议题的传播。

 

而其它一些地区的居民缺乏相关技能,无力表达,也可能是因为政府与居民长期的互动过程中,居民的抱怨更易受到约束,因而在公开表达上缺乏勇气。

 

站在这个角度,重大事件中,没有新闻的地区,危机往往更大,当地居民的权利保障和生活水平,较大概率会低于表达能力更强的地区。

 

更进一步来说,在什么情况下,居民才会对公共政策有较高的遵从度?

 

第一种情况是,居民对公共政策的利弊有清晰的认知,愿意配合公共政策的实施。

 

公共政策实施的成本,往往不是显而易见的,比如美国1943年发生“洛杉矶雾霾”事件,到1970年联邦才颁布《清洁空气法案》,但法案并没有很好的执行,因为治理的过程需要居民和企业进行大幅度生活生产习惯的调整,这些成本都是难以事先估计的,并不能简单的一句为了居民健康就可以仓促严格执行。经过了长期的公共讨论、政策微调,洛杉矶一直到1988年加州通过《加州清洁空气法案》以后,空气质量才有了明显改善。

 

第二种则是,行政机关相对企业和居民比较强势,居民虽然不认同公共政策,但也不得不服从。

 

在3月份之前,国内有很多城市已经在靠48小时核酸维持正常运行,而上海在封城之前,48小时核酸在大多数工作和生活场景并没有应用。

 

其它城市可以大规模的实施48小时核酸,很有可能当地居民缺乏表达和异议的能力与意愿。

 

比如,有一些人口流入集中的城市,户籍人口规模比较低,城市提供的公共服务水平并不高,流动人口对社会治理水平的要求比较低,心态也比较卑微,对类似的政策就很难有成规模的意见。

 

学术界很早就发现了这一事实,贝永和、陈刚在2003年发表的文章显示,广西昭平六成的农村税费尾欠是由有能力缴税的农户因存在不满情绪或法治观念淡薄而故意抗缴、欠缴所形成的。在浙东石镇,基层干部指出,“农业税征收困难,并非因为农民收入低、负担重。缴税成为了农民和政府讨价还价的筹码。政府干部的工作要使得农民满意,农民才会主动纳税。……本地的实际情况是:越发达的乡镇,农业税就越难收,干部的工作就难做。”

 

换而言之,居民可以拥有的抱怨、矫情、不满的水平与地方治理水平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居民可以抱怨、能保有矫情,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地方的治理水平,而好的地方治理又保障了居民的这些行为与特征。

 

更进一步,我们还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艰难时世,仍然试图保有一种精致、矫情的生活心态,恐怕是一个城市是否有前途的重要指标。相比上海人,在沪的外国人更“矫情”,比如法国领馆给地方外事部门写请求信,呼吁要善待宠物,禁止婴儿与父母分离。

 

相比之下,多难困苦的环境,则会让人不断在温饱之间挣扎,很容易就触及到人性的底线。5060年代出生的人群,经历过巨大的食品危机,很多人终其一生,都改不掉囤食物和储蓄的习惯,对基本生活需求高度紧张,在资源获取上,总是“抢”字出头,在8090后看起来有些荒唐,但这却是上一代人的理性行为。现在8090后恐怕终于能理解他们的父母辈了。

 

人们只有在免于饥饿困苦的前提下,才能全力以赴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发光发热。没有经历太多的苦难,才会对美好事物有着向往,才会保有善良助人的心,才容易形成非常强的个体和独立的精神,这种环境,才是每个人向往的生活。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应该保有一种认知:能吃苦并不总是优良品质,每个人都应当努力奋进,但不能轻易让人们陷入生存危机,在温饱线争扎,为饥饿奔波,这种经历不仅无法多难兴邦,反而会大幅降低家庭与全社会的消费升级的意愿,不敢对个人和家庭进行长远的投资(包括人力、社交和金融等),让社会陷入低水平发展的循环中。

 

上海的街道居委等基层干部以及疾控等条线的专业干部,整体也体现出与其它地区不一样的风格。

 

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林尚立在2014年针对上海的基层治理提出了一个判断:“行政有效,治理无效”,大意是看似政府可以一管到底,行政确实有效,但造成的后果是基层社会的组织能力衰败。

 

林教授的判断不仅是上海的问题,也是中国整体面临的困境。但相对其它地区,上海的这一困境反而是最不严重的。

 

尽管没有正式的基层自治组织,但上海仍然有着相对发达的社会,上海实施分片封城以后,小区居民迅速自救,各种社区团购、自发志愿者一定程度上显示上海存在基层自我治理的社会基础。这种社会环境也激励了基层政府不断的改进其管理水平。

 

在市级层面的新闻发布会上,相关领导哽咽发言,表示“对于大家反映的问题,发出的呼声,我们感同身受,很多工作我们做得还很不够,离大家的期望还有很大的差距”。

 

4月初上海某居委主任接受电视台采访表示该社区物资充足,随后即有女业主电话其表达质疑,该居委主任态度沉默,没有恶语相向。4月下旬,一些街道开始对封控楼栋采用铁丝网围拦等手段进行硬隔离,有的居民强烈抗议后拆除。相关机构、个人做法固然有不妥之处,但在上海,很多基层干部在居民疑议后的反应相对温和,懂得做群众工作,手段柔和不粗暴,这在其它地区相对少见。

 

有一些人将基层干部的这种温和、退让视为“拉胯”,没有坚决执行上级命令,但换个角度来看,这未尝不是一种“人性化”,更是遵纪守法的体现。

 

以《公务员法》为例,第六十条规定,公务员可以对其认为错误的上级决定和命令提出改正或撤销的意见,并且不能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这些都要求公务员本人也要有判断力,只能执行合法的上级决定或命令。很显然,这种原则在地区之间执行的水平是有显著差异的。

 

公众认知中的上海防疫拉胯,可能并不全是真实的上海,是上海固有的很多特征让公众产生了错觉。

 

但是在单一制国家,一个地区人群的精致、矫情以及其基层干部的灵活性与人性化,也是非常脆弱的,在遭遇危机后很容易面临各方面的压力,包括外地区的民众也大有“凭什么你可以这么特殊”的言论。这种挤压很容易使其迅速从众,然后“泯然众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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