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皮埃尔·勒米厄 | Pierre Lemieux

 

在1970年，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克罗齐埃（Michel Crozier）出版了著作《停滞的社会》（La société bloquée），并被迅速翻译成英文版（The Stalled Society）。他认为，正如托尔维克早在1856年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所揭示的那样，自旧制度时代以来便手掌大权、集中央集权与等级制于一身的国家官僚体系，已导致法国社会停滞不前。当今，代表了不到8%法国工人（其中5%在私营部门工作）的工会组织已成为了法国另一个有影响力的利益集团。来自官僚机构及工会的力量左右着公众态度并阻碍变革。

 

2016年5月，法国发生上街（暴力）游行及精炼厂封锁事件，抗议法国政府对僵化的劳动法进行温和改革（译注：这项劳动法修改草案允许法国企业延长自2000年起推行的每周35小时工作制，并给予雇主更多自由解雇员工和削减成本等权利），这更让我们意识到法国社会的停滞状态。2016年7月，政府向抗议者做出部分让步并延缓改革，大体上分化了对工时的集体谈判力量。

 

在1964年，年轻的罗纳德·里根代表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发言，认为就法国的社会福利花费来看，法国已经“行至末路”。自那以后多年，关于法国经济的类似说法屡见不鲜。然而，在某种程度上，法国从未真的走到末路。如果法国真的是一个监督过度、停滞不前的统制经济体社会，为什么它的经济还没有崩溃呢？

 

政府干预型经济

 

法国的经济自由长期笼罩在其国家干预的阴影下。在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按自由度从高到低排名的经济自由指数中，法国在178个国家中排名第75位，由此可见法国还是个“相对自由”的国家。美国2010年排名为第11位，从“自由国家”的分类下降到了“绝大部分自由”的国家分类。法国的这一排名和其在弗雷泽研究所的世界经济自由指数（the Fraser Institute’s 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 index）中的排名相似：在157个国家中，法国排第70名、美国排第16名。在弗雷泽研究所的排名中，法国的弱项在于政府规模和其规制（尤其是对劳动力市场的规制）。 

 

绝大部分成员国是富裕国家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有一个用于度量经济控制、创业障碍以及对贸易和投资壁垒的产品市场规则（数据库）。根据2008年的数据，也是最近的包含OECD所有34个成员国数据的最后一年，美国为第二个规制最少的国家，仅次于荷兰。法国排第17名，在所有国家中处于中间名次。

 

OECD的就业保护法律指数也与市场调控指数如出一辙。在调控终生员工和临时员工的解雇问题上（如果调控了终生员工的解雇制度，那么必须要调控临时员工的解雇制度 ），美国是规制最少的国家之一，而法国则完全相反。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对经济效率、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是至关重要的。

 

公共支出占法国GDP的57%， 仅次于希腊、斯洛文尼亚和芬兰，在OECD所有成员国中排名第四。与之相比的，OECD的所有成员国的未加权平均占比是45%，美国的占比是39%。（来自2013年数据，即最近一年OECD提供的完整的比较数据。）法国国债对GDP的比率高于美国。

 

法国公众对经济自由的态度普遍是无视或反对。法国经济史学家让-皮埃尔·多尔穆瓦（Jean-Pierre Dormois）写道：“对经济的无知，学术界对非正统学说的容忍，以及媒体舆论都导致了法国在政治议程上长期保持着激进的乌托邦思想。”这是一个十分绝望的例子，不是吗？

 

富裕国家

 

尽管如此，法国是一个富裕国家且经济也不坏。从GDP排名来看，法国是欧盟第二经济大国，仅次于德国，英国紧跟其后。考虑以下事实，法国的末路还没有到。

 

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的最好标准就是生活水平；衡量生活水平的最好方式是看人均GDP。在比较不同地区与国家时，必须将人均GDP转化为同一个货币单位（比如美元）并扣除物价因素。我们称根据两国相对价格水平计算的货币交换利率为购买力平价（PPP）。

 

图1中是OECD34个国家的人均GDP。为了达到分析目的，我们可以忽略两个特殊的国家：卢森堡（一个十分小却有过大的财政部门的国家）和挪威（其GDP的15%来自石油）。剩下的32个国家中，瑞士和美国在（人均GDP）排名中最靠前，人均GDP分别达到52,000美元和51,000美元。将15个欧盟核心国家和所有OECD成员国合起来计算，平均的人均GDP大约是37,000美元。法国的人均GDP十分接近这个（加权）平均值，并未落后英国多少。

大量证据可以证明经济自由能提升经济繁荣。例如，詹姆斯·格瓦特尼（James Gwartney），罗伯特·劳森（Robert Lawson）和乔舒亚·霍尔（Joshua Hall）在弗雷泽研究所的指数基础上计算发现，经济自由度排名靠近底部的四分之一国家，平均年GDP增长率是1.17%；而自由度排名靠前四分之一的国家，GDP年均增长率达到了3.27%。在过去的50年里，由于GDP增长率的不同，快速发展的国家GDP已是原来的5倍之多，而发展缓慢的国家GDP只有原来的2倍不到。如果将人口增长考虑进去，生活水平差异就更加显著了。

 

尽管美国的经济自由度近期有所下降，但仍然保持着高于我们预期的生活水平。鉴于法国处于经济自由度较低的水平，法国的生活水平似乎还表现不错。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和法国都有点与众不同。

 

劳动生产率被认为是法国经济表现不错的原因。法国的劳动生产率（用GDP除以工作人数或者除以工作时长）表明这是个高效的经济体。英国金融时报指出，“2013年，法国平均每个员工的产出量比英国高出30%。然而，由于英国人比法国人的工作时间长，计算每小时GDP的话两者的差距会达到惊人的27%。”同时，《经济学人》（2016年7月16日刊）指出，法国用大约英国85%的劳动力，以更短的工作时间，获得了和英国差不多的产量。除此以外，另一个表明法国高劳动生产率的迹象是，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早期到二十一世纪早期，法国的每小时劳动生产率始终是略高于美国的。

 

国家干预主义者假设

 

法国经济是如何挺过来甚至繁荣发展的呢？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个悖论？我认为有三种可能的解释。

 

首先，法国经济的繁荣发展可能恰恰源于政府的干预性政策。我们称之为国家干预主义者假设。我对于这个观点持高度怀疑态度。经验表明，过度的调控干预政策对生活水平会产生负作用。（参考“缓慢崩溃”，A Slow-Motion Collapse，2014-2015年冬季刊）。甚至是那些属于政治光谱左派的经济学家也趋向于否认这一中央经济统制假设。例如，三名法国经济学家，吉尔·赛特（Gilbert Cette）、吉米洛·佩兹（ Jimmy lopez）和贾克·迈雷斯（Jacques Mairesse ）通过计算表明，法国如果实施对产品和劳动力市场最轻的调控政策，最终会带来多要素生产力将近6%的增加（如此也会提升GDP）。

 

一个好的政府会应更倾向于提高经济效率，而无数经济学家都认为法国政府统治是好的。大体上讲，法国政府既不腐败，也没有玩忽职守。不过我们需要考虑的不仅仅于此。

 

程度问题

 

对法国经济看上去还算健康这件事，第二种解释更有可能，法国的经济和社会并没有老百姓们普遍认为的受到那么多国家控制和调控。很多迹象表明，政府干预在法国和在其他富裕国家（包括美国在内）间的区别仅仅是程度上的不同。

 

即使法国的调控看起来更严苛，它们的实际实施可能会更宽松。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法国和美国相比，缺少美国式的、有力的、半独立的中央机构，同时也缺少美国那样的独立执法部门甚至是武装力量。在法国，执法的只有普通警力。法国人民比美国人民更加习惯于，或者说更“擅长”打破政府调控。一个迹象就是法国地下经济的规模。由弗里德里希·施耐德（Friedrich Schneider）（一个在此方面的专家）做出的一个标准估计显示，法国的地下经济等同于法国官方GDP的15%，相当于美国GDP的9%。地下经济是避免规制的根本方法。

 

在法国，也不是所有的行业都比在美国调控得严。OECD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OECD’s Services Trade Restrictiveness）表明法国在商业银行业务、保险、广播以及多种运输方式等方面，调控比美国更松。从大部门贸易和其他行业上看，法国的劳动力市场法国在某种程度上比美国的调控更宽松。在美国，将近30%的工作需要许可证。

 

通常，美国人都认为法国比美国受到更多来自政府的调控和干预，然而典型的法国人都相信美国实际上比所受的调控和政府干预比它展现出来的多。

 

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例子：在2000年，法国立法规定了所谓的35小时工作周（允许例外），并逐步在全国实行。这个法规意味着一周工作达35小时后，超时的工作要额外付钱。此外，英国伦敦商业金融学院（London School of Business and Finance）和法国格雷诺布尔经济学院（Grenoble School of Economics）的史蒂夫·里德（Steve Priddy）表示，合同规定的工作时间或许不能准确反映实际工作时间。（这可能意味着用于计算每小时生产量的工作时长只是一个保守计算，它夸大了法国的劳动生产率）。

 

企业的天堂？

巴黎一所商学院教企业家精神和领导力的教授法布里斯·卡瓦雷诺（Fabrice Cavarretta）认为（根据他最近出的书的标题）：是的！法国是企业家的天堂（Yes! France Is a Paradise for Entrepreneurs, Plon, 2016）。书封页夸口道：了结“抨击法国”的声音。

 

据卡瓦雷诺所言，真正的企业家在法国能轻易获得成功。许多因素可以帮到他们：法国在国际上的品牌知名度（时尚圈、奢侈品、食物、旅游业和文化等行业）、优越的公共教育和社会基础设施、对企业家的补贴以及创业失败后可获得社会项目的慷慨相助（比如失业保险）。拥有巨大的军品采购（就如同美国）和国家级公司（道达尔公司、EDF法国电力集团、Bolloré航运公司等），法国一直以来都是真正企业家的福音。卡瓦雷诺认为法国的行业政策更具自觉的传统，而美国的（行业政策）却更多地藏在军工联合体中。

 

他认为法国的调控不会比美国律师们更有束缚力。在实行普通法的国家，他写到并强调：“没律师，什么也干不成。”在法国，你可能必须和行政机构（国家官僚）沟通，但和他们沟通并不是难事。而工会组织即使是在美国也不是好伺候的主儿。他指出，世界银行的创业指数表明，在法国创业（在2016年的报告中法国在189个国家中排32名）比在美国（排第49名）更容易。总之，一个真正的企业家是不会因税收或者劳动力成本比别处稍微高一些就气馁的。

 

尽管“统制经济”是一个法文词汇，法国也有着历史悠久的相当自由的市场传统。据韦托·坦齐（Vito Tanzi）和卢德·尔格（Ludger Schuknecht）估计，法国在20世纪晚期的公共支出占GDP的13%。这一数据超过了美国（7%）、英国（9%）和所有主要国家的均值（11% ），但是这一差距并没有过分夸张。在1960年，相对差别更加小：OECD组织估计法国的比率是35%，美国的比率是27%，英国的比率是32%，OECD成员国（除了美国）的平均比率是31%。这区别是相当小的，尤其是与如今的比率对比。

 

在拥有相对自由的经济和资本条件下，法国经济在二战后快速增长就不足为奇了。法国和美国的人均GDP差距从1950年的47%（法国的人均GDP比美国低47%）降到1974年的17%。

 

错误的乐观

上述提到的法国经济的乐观画面有可能是过于乐观了。第三种对于法国经济悖论的解释关注于不同的方向：法国经济并没有那么好。当我们深入了解，可能根本就没有悖论需要被解释。

 

图2展示了1970年以来瑞士、美国、英国和法国的人均GDP的变化趋势（图2用了和图1一样的OECD数据：以购买力平价调整过的2010年美元为单位）。美国与剩余的任何一国比都表现得很出色，包括瑞士。法国和英国不相上下，但它的增速从本世纪开始就减缓了。更通俗地来说，增长差距在20世纪90年代中叶起开始对法国不利。

赛特和他的同事安东宁·贝尔若（Antonin Bergeaud）和雷米·勒卡（Rémy Lecat）试图通过分别解析影响GDP增长的因素来更好地理解增速减缓的现象，这些影响因素包括资本的增加（机器和设备）、劳动力的增加（工作人数和工作时长）和多要素生产率。多要素生成率（即“全要素生产率”）包含除劳动力和资本以外所有影响GDP增长的因素；科技进步、创业精神和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从20世纪50年代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多要素生产率可以诠释GDP增长的大部分因素。

 

贝尔若、赛特和勒卡使用标准增长会计法，得出了劳动、资本和剩余因素的差异化效应。这是度量生产率的更好的一种方法。单单把GDP除以工作人数或工作时间会忽略劳动生产率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资本、科技和社会、政治和经济机构的事实。我们上文提到，由每小时GDP计算出的劳动生产率显示法国的生产率很高，而实际上这是一种糟糕的衡量生产率的方法 。

 

关于法国过去四十年的缓慢发展，增长会计法告诉了我们什么？贝尔若、赛特和勒卡将收集至2012年的数据分成了不同时期：1974年-1995年和1995年-2012年。在1974年到1995年之间，劳动力输入的下降可以解释法国缓慢的经济增长。分析表明，这一下降是因为社会政策对工作积极性的抑制（比如失业保险和降低退休年龄）和规定工作时间的降低（一周工作39个小时便是其中一项）。在许多其他欧洲国家，类似的因素同样导致了（GDP增长）减缓，甚至之前连续30年与美国不断缩小的生活水平差距又被拉大。法国追赶美国的步伐突然出现了急刹车。

 

自1995年左右起，法国和许多其他欧洲国家（英国除外）与美国的生活水平差距不断拉大。在那一段时间，多要素生产率增速减缓是罪魁祸首，尤其在法国。根据赛特和洛佩兹的另一篇论文，潜在的原因是新兴信息科技的传播速度减缓，劳动力和产品市场的结构僵化，以及受教育的工作人群数量减少。从1995年到2012年，法国的人均GDP每年仅增长1%。

 

国家干预的后果

除了政府调控和市场欠缺灵活性，大量的再分配和政府支出也导致法国发展减缓。如同图2所示，英国的人均GDP已经赶上了法国（尽管这有可能被英国脱欧逆转）。

 

法国劳动法比上述乐观的看法以为的约束性要更强。劳动法强制增加解雇成本，就会同时不可避免地增加雇佣成本。由于解雇员工的高成本，公司都倾向于和员工签短期劳动合同，这一漏洞又必须由进一步的政策干预去填补。在法国，短期劳动合同可以短于24个月。受雇佣的员工因此构成了双重结构：一方面是“内部人员”——被保护以免受被解雇的正式员工；另一方面是“外部人员”——在短期合同中垂死挣扎从一个工作跳转到另一个工作的人。这些外部人员占所有被雇佣者中的15%，而在15岁到24岁的年龄段，这一比例高达50%以上。

 

工会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因为它们可以组织劳资双方代表进行集体谈判。法国最主要的工会，法国总工会（the 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且极具政治性，它长期和法共党及社会党保持紧密联系。任何员工数量超过49人的公司都必须成立“劳资联合委员会”（comité d’entreprise）由公司代表任主席，成员则由工会代表和员工们直接选举出的代表组成。公司在作出很多商业决策前，必须先听取劳资联合委员会的意见。即便是只有11个到49个员工的公司也被强制要求允许选举员工代表。

 

为尊重长达2880页的劳动法的精神，法国政府近期积极鼓励企业与员工代表协商员工拥有“不需要保持联系的权利”，特指员工在工作时间之外有权不通过电子设备处理或回应工作相关事宜。劳工、就业、职业培训和社会对话部门（为什么他们不加一个“幸福感”在这个部门名字上是很神奇的）解释道“一个大公司的员工没有义务在下班后回应有关工作的邮件。”

 

卡瓦雷特援引世界银行的创业指数是这一乐观事件中最乐观的部分。这一指数确实把法国排在了美国前面，而理由只是在法国注册一家公司需要经过五个程序和四天的时间，而在美国需要六个程序和5.6天。这差别很显著吗？此外，这个创业指数也只是更加普遍的“商业经营指数”下的分指数，商业经营指数包括处理建设许可证、登记财产、纳税以及破产处理。在综合的商业经营指数下，美国爬升到第七名，而相比之下法国在第27名。（我用的是2016年的数据，这与卡瓦雷特使用的2015年数据只有一些不重要的区别）。

 

当然，指数毕竟只是个参考指标，理应有保留地看待。但世界银行的创业指数让人对法国是企业天堂这一说法产生怀疑 。

 

法国政府中央集权的本质往往使得它的调控在劳动力市场和别的领域异常繁重。比如，传统出租车司机暴力抗议优步（Uber）司机那些没有正规出租车司机执照，法国政府就在全国范围内颁布了禁止共乘条例。这个禁令（不限制拥有出租车司机执照的优步司机）在巴黎一个法庭判决，认定优步犯有“非法驾驶出租车共犯”罪。职业许可制度（Occupational Licensure）还显见于法国劳动力市场。

 

失业问题

 

一个十分显而易见的调控结果就是失业。图3显示法国的失业率比整个OECD成员国平均值高10%，比英国、美国和瑞士都高出了很多。法国的失业率是美国的两倍，而且在法国，44%的失业人员已经失业超过一年，比英国高31%、比美国高19%。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法国的失业率在4%左右，但从那以后失业率暴增。情况和欧盟类似，法国为了抑制相对更严重的问题出台相应调控；过度的调控和持续的刺激是遍布欧洲大陆的一个问题。

 

在法国青年失业问题尤其严重。在2015年，15-24岁年轻人的失业率是25%，相比之下整个OECD成员国（同年龄段失业率）是14%、英国是15%、美国是12%而瑞士是9%。一些欧洲国家拥有比法国更高的青年失业率，但是那些通常更贫困的国家比如希腊，或是过度管控的国家比如意大利。

 

当然工作不是生活的目标，工作仅仅是一个获得收入从而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方式。但是当那些想要谋生并拥有一份体面收入的人们无法找到工作时，伴随而来的便是经济低效、个人发展不足以及各种社会问题。这样的状况对于那些挣扎着想融入社会的年轻人来说尤为不幸（即使他们受益于社会福利保障）。

 

多尔穆瓦（Dormois）写道，“找工作和炒鱿鱼同等困难或许能解释，为什么法国人是世界上安定药最大的消费群体。”法国的调控和福利在很多方面是失败的。

 

法国人民支付了高昂的税费来维持国家福利。包括社会保障和健康开销在内（不包括教育），法国的福利支出占其公共支出的57%，相比之下OECD成员国的加权平均比例是50%，美国则为43%（注：法国福利支出与政府总支出之比和其公共支出与GDP比率相同只是一个巧合）。在公共支出与GDP比中，法国福利支出占GDP比率为32%，OECD（加权平均值）是23%，美国是17%。

 

我可以给出其他法国作为福利国家的成本的例子。美国如果效仿法国走福利国家的道路会是很冒险的。

 

值得关注的问题

法国经济情况太糟糕以至于近期改革的尝试都是由社会党领导的政府做出的。很多左派分析家认为法国经济情况是令人不安的，特别在劳动力调控方面。在最近的一本书中，赛特（Cette）和雅克·巴泰勒米（Jacques Barthélémy）（后者为劳动法和社会法专家）认为现行的劳动法急需改革，因为其不仅从经济上来看是低效的，而且也不能保护所有劳动者，尤其是那些局外人和失业者。然而赛特和雅克·巴泰勒米的解决方案陷入了集体谈判和集体选择的泥沼，这两者都与个人经济自由相佐。

 

尽管他有左派倾向，卡瓦雷特认可被阿兰·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称作为法国疾病（“the French disease”）的主要征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佩雷菲特在戴高乐政府任职部长，并于1976年出版了以“法国疾病”命名的书（在更早时期，“法国疾病”，French Disease，特指梅毒）。对法国天堂持乐观看法的卡瓦雷特没有用“法国疾病”（“mal français”）这个表达，但是他看到其中这一种确凿症状：比起消费者，经济和商业文化给予生产者更多特权。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这种文化正是他自己所赞颂的卓越的公共机构带来的后果。在40年前，法国哲学家雷蒙德（Raymond Ruyer）聪明地描述了此现象：“在市场经济中，需求是高傲的而供给是卑微的，”他写道，“在一个计划经济中，供给是高傲的而需求是卑微的。”企业家的价值在于他们对于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贡献。消费者主权才是最重要的。而这些观念在法国经济文化中严重缺失。

 

当然，法国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国家，但是它的政府和传统比其他西方国家都更多受到政府干预。由此而言，要在法国见到企业家精神的爆发是一种奢望。 

 

所以，对于我们起初关于法国悖论问题的第三种解释就是法国的末路确实在慢慢临近。至少，我们肯定不能说法国经济是蒸蒸日上的。

 

双重答案

对我们最初问题的答案，可能需要将最后两个解释结合起来。

 

显然，那些令人窒息的调控在美国可能不会像在法国那样有约束力，因为监管套利（即积极利用政策漏洞来躲避监管）和盖尔人（指苏格兰）违命不从。更加重要的是，法国和美国在调控水平上的真正差异仅仅是程度不同而已，而且这种不同比大众普遍认为的小得多。

 

虽然如此，法国经济即便没有崩溃也只是差强人意。文中提到的悖论已没有人们初次知晓时严重。和在别的国家一样，自由市场即使在法国受到挤压也有其自身弹性，但是如果不能坚决且成功地实行改革的话，其自由市场也会被慢慢瓦解。

 

这最后一点多少也适用于别的自由经济体，包括美国。我们无从确切得知为何大多数发达国家（包括美国）的生产率和人均GDP的增速在20世纪70年代后开始减缓，尽管那些国家的增速减缓地比法国慢一些。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可能是：调控增多及市场弹性减小。在过去60年中，美国联邦层面的调控措施数量增加了7倍，除此之外普遍增加的还有各州及地方调控。公共支出和公共债务的增加也导致经济负担加重。

 

在20世纪的民主国家中，法国也只是比其他国家一贯多推行了些政府干预措施。但这或许将是一种致命警示。

 

译：陈欣源

校：张琨

审：Tina